言毕，两人离开房间。他们无需开门，无需关门。我房间那扇拉手不翼而飞四框扭曲变形的不锈钢门，现在向全世界开放。
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也一扔了之。接着，我从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半天，挑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 恤和一条最小的三角裤穿了。
然后，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30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借助这副不引人注目的装束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敲门，穿鞋径直升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夏普记录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凋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么就有根据说明你房间存在头骨。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就请告诉头骨含义好了，嗯？”我说。
联络员用夏普笔尖通通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捉摸不透。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一个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目的在于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小心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道，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的。我就算坦白交侍，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薄，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