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美满但肉体痛苦
安妮·巴斯在不幸瘫痪的23年里，饱受骨质疏松症之苦。她的骨骼变得格外脆弱，股骨、椎骨和左下肋骨都骨折过，错位的骨头推挤着器官，令她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这痛苦没有终点。
她和丈夫婚姻美满。丈夫做饭时，她在一旁削着土豆皮，为有趣的笑话而乐个不停。但年复一年，在痛苦中开始、在痛苦中结束的每一天令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这位75岁的荷兰老妇人申请安乐死已经一年了，但她的请求没有获得通过。在荷兰，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正承受巨大的痛苦或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才能接受安乐死。一般情况下，家庭医生有权裁决患者是否可以采取安乐死，但巴斯的医生拒绝了她的要求。她的丈夫坚持要照顾她，女儿也对她万分不舍。
巴斯转而向“生命终结”诊所求助。这家位于海牙的诊所没有床位，病人不会死在那里。多数情况下，诊所派遣医生协助病人在家中结束生命。接到巴斯的请求后，诊所派出了康斯坦斯·德弗里斯医生去判断她是否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2014年8月27日，德弗里斯医生和巴斯正式见了面。按照“生命终结”诊所的标准程序，协助者和病人需要见6次面，初次和最后一次之间相隔4个月，每次电话和面访时的录音都要保留。
经过数次交谈，德弗里斯理解了巴斯的痛苦：一个人可以像她这样活一段时间，但很难经年累月地苦熬。最终，“生命终结”诊所判断巴斯“头脑清醒，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医生们商议后一致认为她符合安乐死的标准。
生命之重
2002年，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年后，1815人在该国寻求安乐死；到2013年，升至4829人，达到全国死亡人数的3%。
人们持续提出一个敏感问题：社会将协助自杀合法化，但它的界限在哪里？2014年，1854名荷兰公民自行结束了生命。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不应轻易放弃每一条生命，但支持者相信，与其让这些人用痛苦的方式自杀，不如给他们有尊严的死亡。
过去，安乐死的大多数申请者患癌症已达晚期，但近年来，申请者中患抑郁、精神分裂和焦虑等精神疾病的人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是颇具挑战性的情况，因为监督机构很难判定他们是否真的承受不住“生命之重”。
荷兰监督机构不久前斥责了一名医生，因为他帮助一位患有耳鸣的47岁母亲自杀。机构认为此人并非无可挽回，医生判断有误。这是“生命终结”诊所一年内收到的第三次警告。
面对每一个寻死的病人，德弗里斯医生都得进行艰难的抉择：该不该帮这个人死去？
82岁的K女士曾向她寻求帮助。K女士举目无亲，电视、互联网是她与外界接触仅有的渠道。年轻时她一直想要孩子，但丈夫在飞机事故中意外身亡，从那之后，她觉得自己虽然活着，但生命好像已经结束了。
生活在困境里的K女士令德弗里斯十分同情——在绝望中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但法律并不支持这样的人结束生命。德弗里斯想帮她，但“生命终结”诊所拒绝了她安乐死的请求，因为她身体健康。德弗里斯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回答：“淹死我自己。”
不过，也有些人得到一点希望后，就能重拾生活的勇气。德弗里斯接触过一名糖尿病患者，她计划前往加勒比海阿鲁巴岛向妹妹告别，然后寻死。但在海岛的生活不但让她晒得黝黑，精神也好了许多，再也不想自杀了。
决定踏出最后一步前，巴斯也犹豫不已。“我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好想享受生活。”她感慨。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德弗里斯劝道。
“如果不是这么痛苦，我真想好好活着。”最后，巴斯还是决定坚持初衷。
是救赎，还是错误
年轻时，巴斯是个快乐的姑娘，经常在酒吧跳舞，骑自行车到处跑。24岁时她成为母亲，44岁时成为祖母。日子平静地过下去，直到23年前，一次栓塞让她胸部以下瘫痪。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巴斯的生活仍然舒心：她住在大房子里，房门为方便她的轮椅进出而被拓宽；丈夫每天早晨从床上抱起她，给她洗个澡；晚上，床头备有她的止痛药和一杯热牛奶；如果睡觉时痛得厉害，丈夫会帮她翻翻身。
但这样的日子她已无法忍受了。她的床看上去和医院的病床无异，还放着尿不湿。凡事只能靠人照顾，“连口渴了都必须向人要水喝”。凌晨3点，丈夫需要将一颗栓剂放进她体内，这样早晨她才能在尿不湿上排泄。巴斯不想当个包袱，让丈夫睡不安生。如果自己再也没有能力享受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咬牙活下去？
2014年10月底，巴斯告诉家人，自己已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人世。“请不要死在家里。”丈夫多次劝阻无果后气愤地说，“我不希望生活在妻子离世的地方。”女儿则请求她：“为您的外孙子想想吧。”
然而，巴斯对死亡再也没有犹豫。无论家人如何劝阻，她还是决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两点接受安乐死。
丈夫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只要她愿意，我就会一直照顾她，哪怕到100岁。”他说，自己无法决定是否该陪在妻子身边，看着她实施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