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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个小伙子，骑辆破摩托去什么地方，路况不好，结果“哐啷啷”一声，油箱盖还是什么部件，被颠掉了。
小伙子急忙下车去捡，不料被一个老太太抢先捡起来，她不肯还给小伙子，非说自己捡到的，就归自己了。小伙子好说歹说也没效果，只好报警。
警察来了，也拿老太太没办法，反过来劝小伙子认了吧。这时候高潮来了，只见老太太蹒跚地走到社区废品收购站，把油箱盖卖了5毛钱，然后拿钱走人了。收废品的大哥，又把油箱盖还给了小伙子，事情这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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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车上遇到个西部人，大家一起说笑，说起他家乡是古都，地下文物极多，随便在自家院子里挖一挖，这辈子就够吃了。
那老兄说：“哪有你们想得那么容易？盯得紧着呢。我们那儿盖房，经常会挖出古物来，有些人就会一声不响，用锄头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捣碎。反正挖出来也不归自己，何苦来着？”
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们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想象着无数被捣毁的古物，心疼至极，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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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份，四川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自家门口的承包地里发现了一根罕见的巨形乌木，原本以为这是笔不小的横财，但当地派出所认为吴高亮私采滥挖地下矿产。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这块乌木属于地下文物，必须收归国家所有。
但如何处理这烫手的宝物，当地政府也没主意，只能打报告向上级请示。可始终不见上级回应，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没有结果的烂尾新闻。
两个月后，广东有位林先生，从东江捞出了44根疑似乌木的木头，可木头刚从江底被捞出来，林先生就被人举报，说他“倒卖古木”。
林先生打捞上来的疑似乌木被扣留，经有关部门鉴定，发现确是稀世珍奇乌木。当地政府发布通报称：为了表彰林先生上缴国家文物的举动，特给予个人奖金5000元，并颁发荣誉证书。
媒体报道称，调查表明，90%的读者认为，挖掘或是捡到的无主之物不归自己，这么规定不合理，可合理的规定又该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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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无主之物就意味着无责任，只会带来对资源的极大毁坏。谁也不会珍惜那些产权不明确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不是一纸规定，就能把人变成圣人。只有尊重人性，制度或规定才会有意义。
大概是三年前，韩寒去台湾，把钱包丢了，但很快就找回来了。然后蒋方舟去台湾，也把钱包丢了，也很快找回了。
又不久，一名杭州男子去台湾，也学着韩寒、蒋方舟丢钱包，这次没找回来，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但他回到杭州时，发现钱包已经给他寄回来了。
起初大家感叹台湾人民道德水平就是高，后来才有人发现，台湾和大陆的法律完全是不一样的。大陆这边要求人人做道德君子，要拾金不昧，昧了就要接受道德的谴责。而台湾那边则不然。
台湾民法规定，捡到丢失物品之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应将物品归还，但拾得者可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一的报酬。同时还规定，如果丢失物品的是贫困户，这十分之一的报酬，还应减免。至于对方是不是贫困户，报酬是不是可以减免，如果有争执，这事可以上法庭解决。
这条法律的意义，就在于考虑到人性。占有是人性中无法抑制的本能，但如果捡拾者能够拿到报酬，而且还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这就弥补了捡拾者的巨大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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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学火热，但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这种热只是虚热、叶公好龙式的热，我们中有些人，根本无意在现实中践行国学。
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土豪，有钱、任性。他在外边做了善事，不取分文，结果孔子骂他：“你无端抬高了道德门槛，把贫穷的善人阻拦在行善的门外。”
此前，贫穷者在行善中，因为获得酬赏而弥补了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会行善不倦。但现在被你一搅和，行善的门槛高到了只能付出而一无所获，这让贫穷者还如何做得起善事？
而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农夫，农夫把牛送给他，作为救命之酬。子路牵牛而归，受到了孔子的表扬。子路懂事，他做了好事，获得了报偿，此后人人都愿意效仿他做好事。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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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1月18日，一艘英国战舰，把700多名恶行累累的犯人，押送到了不毛之地。此后80年，英国陆陆续续又流放了16万犯人到这里。多年后，这里崛起了一个富裕而令人羡慕的国家——澳大利亚。
哪怕是一群流氓，也能够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国家，只要制度合理。
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好的法律，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好的规矩或法律，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简单可行，第二是符合人之常情，第三则是能够有效疏理人际关系。人的天性是相同的，入尧舜之国则为尧舜，入桀纣之国则为桀纣，能够于逆流之中保持自身高洁情操的，是稀有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