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许逊家吃过午饭出来，把金打发走了，然后在路边公用电话亭给汪若海打了个电话，他妈说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至今没回来。我挂了电话，往前走进一个地铁站。中午，地铁站里乘客不多，我独自在站台的休息椅上坐了很长时间，确久整个站台队季我和服务员没有两边来车都不上的闲人，才乘上一趟列车回家，我知道我有点瞎耽误工夫，我倒不是天真地想甩什么盯梢的，我知道公安局的法力无边，要叫他们黑上了，那就是天罗地网。我只是想判断一下局势，如果他们现在没跟我，那说明我还能活几天。
我在我家那站地铁下了车，一下车就看见站台对面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在望着我。
我站住朝他笑，他也露出笑容。站起来大步穿过人流向我走来。
“等我呐？”
“等你一上午了。”我们一起往站外走，汪若海说：“你去哪儿了？”
“一个饭庄开业，让我给题词。”
“噢，你现在学会写字了。”汪若海没注意到我在开玩笑皱着眉头说。
“咱多少年没见面了？”我歪头看着汪若海说，“我还以为你已经烂在狱里了呢？”
“刚上来。”汪若海勉强笑。他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嘻嘻哈哈的汪若海，长时间的服刑使他变得相当苍老，精神也很萎靡。当我们从地铁站上来走在街上时，我看到他对嘈杂的人群和车流露出不惯和惊惧，这使他步僵硬。
“你知道吗？高洋死了？”在路上，他急促地问我。
“对西知道呵。”我说，“怎么死的？自个把自个拳头吞下去了？”
“公安局没找你？”
“没有。”我说，“这事我一点没听说。”
“被人杀死的。”汪若海说，“他们昨天来找我了，主要是打听你，问咱们刚复员那会儿的事，说是那时候出的事。”
“这意思是哥们儿把他杀了。”我边上楼边掏钥匙。
“有这意思。”汪若海跟在我后面，边上楼边说，“我对他们说他们一定搞错了。”
“怎么讲？”我停下用钥匙开门，打开门请汪若海进去。家里静悄悄地没动静，那对男女大概出去了。电话铃在响，我不接也就沉寂了。“那么说你知道是谁干的？”
“那倒不是。”汪若海坐下环视着屋内陈设说，“你家倒还是老样了。”然后看着我。
“那倒不是，你不具备那种素质，戊指杀伐果断豁得出去不计后果的鳃劲儿，别人杀你倒可能，你不会去杀别人，不管把你逼到什么份儿上……杀人也需要一种气概。”
我笑，在汪若海对面坐下：“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汪若海惊毫地望着我：“你以为这是好玩事么？这风头你还是别争着出吧。”
我递给汪若海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得意洋洋地说：
“可现在看来，只有我有谁会杀高洋，在咱们这伙里。”
汪若海笑了，挺有趣地看着我：“你真是变了，看来我关了这么多年是被关傻了作怎么着？现在杀人是时髦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杀不了人？”
“噢，自尊心还是那么强。”汪若海看看别处，又掉回头看我。“那么你为什么杀他呀？”
“钱呗。”我笑着说，“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理由了。”
汪若海犹疑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你都知道了？”他问我。
我点点头，含笑不语。
汪若海皱着眉头审视我，片刻，试探地说：“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绷不住，乐了：“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就记得我跟你们去了趟南边，玩得挺开心，可突然事过十年有人来对我说当时杀了个人！我都傻了，我根本想不起当时的事了。就是有人说我篡党夺权我也只好认了。”
“你真的想不起来咱们都干了些什么？”汪若海明显松了口气。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咱们当时在吃在喝在搞女人，后来烟消云散，高洋走了你们走了我也走了。”
“是这样。”汪若海笑着说，“咱们当时也就是奢了一炮，这个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但我又想。”我看着汪若海说，“也许这吃呀喝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在这些表面现象的遮掩下我们还干了些别的什么，我们其实干的不止是吃喝。警察有一句话问得好，‘你们当时的钱是哪儿来的？’是呵，咱们都是穷光蛋，怎么突然阔气了来？据我所知，咱们刚到南方时每以兜里也就是那一点复员费。”
“这么说警察找过你。”
“找过。”我使劲点头。“我这么大的嫌疑犯他们能不来找吗？找是轻的，不定哪天李王和的手铐脚镣就戴我身上了。还有……”
我站起来，把书架旁挂着的那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摘下来，倒出里面的化妆盒，镜子卫生纸和发夹等其它零碎。
“这包是从哪儿来的？挂我这儿有十年了，毫无疑问这是个女人的，可她人呢？为什么把包扔在这儿人却不见了？不瞒你说，这包里原来还有一些钱，被我花了。”我坐下来，“这女人是谁？我一点也不起来，既记不起她的模样又想不起她是怎么把包留在这儿的。应该曾经和我关系很密切，可我问过所有认识的女人她们都说包不是她们的。总不至于是抢来的吧？”
“别把自己往坏处想。”汪若海说，“你不想别人已经常常把你当坏了。”
“这个包总叫我感觉和过去的什么难以告人的事联着。”
我看着桌上的包说，“一看到这个包我就感到惶惑不安，就象笼罩在雾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自己也闹不清自己从前干过什么了。”
我盯着汪若海：“你说呢？当时我们到底还干了些什么？是不是仅仅吃了一些蛇，喝一些酒精？”
“我是这样而你不是。”汪若海笑着说，“你还干了些别的，你主要是在干别的。”
“是刑法规定不许干的那些事的哪一种？”
“谈恋爱。”汪若海笑，“可以按流氓罪类推予以惩处的那咱当时你在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每天早出晚归自言自语爱得脸蛋红扑扑的，还一个劲儿向你们保密赌咒发誓只是玩玩，其实动了情全当别人是傻子。”
“我还有这事呢？”我脸红地笑。
“你有，而且你还特古典，每天写情书什么的，经常提一些天上的星星人间万物之类的借物咏声，那美好的抒情能麻死个人。”
“惭愧惭愧。”我笑着问汪若海，“那女的是谁？是不是绝代佳人？”
“女的说实在也就家常。”汪若海说，“实在不怎么的，也不知你看上她哪点了？当时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在革命洪炉中素狠了，不忌油腻，更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你才样不让我们见她。那时你纯洁，我不好意思，而且你还挺拿这当事，我们开你几句玩笑你时不时犯急。我只记得那女的老背一个灰包，是不是这具不好说，当时这种包俏，差不多是个女的就背一个。”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我笑着说，“那会儿好象是有一个女的老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说反了吧？”
“甭管谁跟谁了吧，反正我记得那女的没你说的那么惨，有几分姿色，不光我，你们全跟狼似地追着人家。”
“我闪全跟见了狼似地躲着她。”
“别客气别客气。”我兴奋地说，“我好象想起来了。”我掀开化妆盒，拿出一只口红，从旧相拽过来一张报纸，草草地画了个女人嘴脸，举起给汪若海看。“是不是这型的、额头比较高，嘴比较在，眼睛有一人多深。”
“你搞昏了。汪若海平静地说，”你那个‘情儿’和这正相反，是个比较扁平的华人。“
“没错。”我扬手把纸一扔。“这我比你清楚，漂亮，侦破改言情了——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们为什么，嗯，分手了？”
“不知道，”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我认为你们从来就没好过。”
“不可能，肯定是我把她甩了。我越发地想起来了，那姑娘是挺迷人，我干吗把她甩了呢？年轻时净干傻事。你还记得她叫什么住哪儿？”
“干吗？”汪若海吓了一跳，“你还打算找她？”
“嗯，”我一本正经的说，“一来我们两口子叙叙旧感慨感慨；二来没准她能说得出我那七天在哪儿？十有八九我是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我当时特爱她吗？”
“我可没说你爱她，我是说你爱你的扁平羞。”
“谁的扁平忧？你这么称呼我爱人我可不高兴，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她说什么？”
“不知道。”汪若海说，“一概不知——真的不知道，不蒙你。”
这时，门一声响，那对男女风尘仆仆地外出回来。他们见我在家又讲来客气一番，我也客气地对他们说这是在我自己家咱们每天见面就不用老请安了。北京人也不全是旗人。那对男对自去梳洗休息后，我和汪若海又说起高洋的事，提到最后一次吃饭汪若海说：
“你当时饭后确实没跟我们一起走，这点我和许逊的记忆一样。我总记得咱们那次吃饭是七个人，可你说的有个穿条格衬衫的人我也有印象。他老跟咱们在一起，好象是高洋带来的，后来就不见了。这人挺阴的，跟谁都不太说话。你在药店上班寻会儿，那七天去了哪儿？说实话，我不清楚也可能哪儿也没去扎一娘儿们窝儿里闷了七天，但也的确有人说那阵儿在昆明一个什么饭店登记住宿时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她去你们住的房间找过你们，见着了高洋没见到你，说你成心躲看不见她，明明卫生间里有人，高洋却骗她你上街了。她靠近生气，跟我说时还带着气。说你顶没劲，好像特怕全世界的女的一见就要跟你结约，其实全世界的女的除了中国农村的柴禾妞儿和非洲的土著妇女外没人和你结婚。”
我笑。“乔乔现在还在老地方卖糕点吗？”
“不知道。”汪若海说，“我这么多年与世隔绝早不知谁是谁了。我最后一次听见她声儿是在‘炮局’，她在隔壁预审室里嚷，假装受了冤枉，听说公安局早想收拾找不着茬儿，逮着一件小事把她教养了。”
“教养的话，这么些年也该出来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接着犯事。反正我是没她消息。这种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见我也避远远的。”
“我陪你。”我笑嘻嘻地又递给汪若海一支烟。“当年你是怎么折的？大家都说你入室抢劫，也有人说你倒红宝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说起来我也够冤的。“汪若海笑笑说，”哪来的入室抢劫呀更甭说红宝石了，有红宝石我自个不留着呢。我就是到一个认识的港客房里聊天，临走顺了他一皮包，没想到正赶上宾馆清查，都走出走廊了被人堵了回来，包里就区区几千港币耽误了我八年。正赶上打击，也他妈不讲理，胡判，我最近正准备找他们给我平反呢？“
“我听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着看着汪若海。“说你拿着颗大个红宝石满世界晃人，被连人带物一齐拎住，那红宝石是国宝，原来镶在你奶奶的缎子小鞋上，你奶奶是宫女，你爷爷是太监，民国初年两口了私奔时从宫里盗出来的。”
“别扯淡了，我爷爷是太监有我吧？”
“真的真的，你爷爷要不是太监就是清朝的八三四一。人家说要不也判不了你那么重，关键你太黑心，卖石头就卖石头还反搭鞋，说你奶奶那小臭鞋也是文物张口要一万。国家特生气，嫌你给国家丢份，全世界也没这么下作的倒爷。那小臭鞋要让洋人摆进博物馆咱全体炎黄子孙脸上都没光。你正犯的是危害民国罪，台湾逮着你也得判。”
汪若海笑：“你这么些年就练嘴皮子了吧？”
“还有一颗呢？你奶奶有两只脚，石头也应该有两块，咱们天朝不是一向讲究个对称么。”
“还有三颗，我奶奶是四只脚。”
夜里，我在粉下摆弄着那只灰色皮包里的物件，我试着把夹子往头上别，头发太短，夹子一次次滑下来。我打开化妆盒，走到穿衣镜前往自己脸上补妆。我把眼圈四周涂满青蓝色的眼影。使自己的眼睛像熊猫似的深邃，我又将鼻翼两侧搽了些红，然后用口红勾勒了一张大大的嘴，我对着镜子笑了像蚌开壳，如此照猫画虎我对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更有把握了。我价值下找出旧通讯录翻看。通讯录上每页都是密密麻麻写着各色人名和电话号码，有些人名我还能依稀想起是我什么时期的朋友长得什么样子，相当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简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电话号码后面的人和我曾有过什么关系。我想那个女人肯定隐藏有这片人名里，只是我无法将她辨认出来。这些在量的小力、小明是那么中诵，干人一面，我甚至连其中谁男谁女，都无法断定。那夜我睡的极不塌实，梦境纷至沓来。我梦见我和很多不认识的人吃饭谈笑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交欢，运输和极不连贯，感觉潮湿灼热如身入沸水，中凌空虚无，无论我在干什么，总有一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在我的视线之内，手上戴着一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有一片刻，高洋也出现了，栩栩如生，谈笑挥洒，我在梦中并没有觉得他是死人，心情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