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中，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社会分工，缩小了贫富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贸易中各国有“比较优势”。简单说来，发挥“比较优势”就是：美国做一台电脑用五个工人，越南做一台电脑用三十个工人;美国做一条裤子用一个工人，越南做一条裤子用两个工人。那么分工就是美国做电脑，越南做裤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时间有限，美国就挑自己最擅长的做，即便这两项“绝对优势”都具备，但是做电脑更快、更赚钱，就把做裤子的机会留给越南。分工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马斯金先生和他的研究伙伴发现，各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也分三六九等。举例来说，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生产效率是A，韩国是B，发展中国家泰国是C，加纳是D，合作只会出现在生产效率差距不是特别大的国家之间。美国和韩国会有合作，韩国和泰国会有合作，泰国和加纳会有合作。但是，美国和加纳几乎没有合作（这里只是不精确的举例）。就像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美国，主要是跟技术发达的日本、法国、英国等在“一个圈子”合作，偶然跟韩国合作，很少跟泰国合作，至于加纳……
“学渣”的顿悟
跟土豪做朋友，也是一个道理。“土豪”这个戏谑的词是从钱的角度说的，我们就把分析仅仅限制在很俗的钱的角度，这样就容易且清晰多了。原来我觉得社会只分为“他们土豪”和“我们穷人”，所以只要和土豪做朋友，就会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一样，互助互利，共同进步，“他好我也好”。但是事实上如马斯金先生分析的全球化合作一样，社会的财富层级远远不止两个，土豪和土豪之间，穷人和土豪之间，穷人和穷人之间，都存在着很多层级。
就像之前将国际社会简单划分为美国、韩国、泰国、加纳一样，我们将社会简化分为“亿万富翁”“百万富人”“十万平民”“穷人如我”。恰如之前对国际分工的分析一样，“亿万富翁”基本自己玩，偶尔带着“百万富人”玩，“百万富人”和“十万平民”一起玩，“穷人如我”基本自己玩。
原因就像国际社会分工一样，差距的大小是制约交际的核心。“亿万富翁”和“穷人如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即使到拉斯韦加斯的同一间包房，“亿万富翁”五花八门的玩法，“穷人如我”听都没听过，想参与也参与不上;而“穷人如我”热衷的街口撸串，“亿万富翁”也未必玩得来。所以，与其说“亿万富翁”不带“穷人如我”一起玩，不如说两方实在玩不到一块儿去，因为跨度太大了。
自己内部一个圈子自不必说，比之“亿万富翁”和“穷人如我”之间的大跨度、高难度的“交友状况”，“亿万富翁”和“百万富人”、“百万富人”和“十万平民”，以及“十万平民”和“穷人如我”一起玩的状况就要顺畅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跨度小，在双方承受范围内的合理跨度是互助互爱的前提。
所以，要想跟土豪做朋友，自己首先不能太穷。因为真的会有“穷得没法做朋友”这种情况。当大土豪每天在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的时候，咱骑辆自行车过去也确实不方便、不好看。所谓礼尚往来，每次三万的酒水单他们都买了，自己囊中羞涩也有点过意不去。反倒是跟和我们差距不是那么大的小土豪在一些好的酒店吃吃喝喝会舒坦些，毕竟彼此在话题、内容、价值观等方面的交集要多一些。
于是，仅从财富层级这一角度看，如果真的有人想“功利”地和土豪做朋友，首先要清晰定位自己的财富层级，再去同和自己财富层级相差不太大的土豪朋友愉快地玩耍，这样发展友谊的过程效率高，发展友谊的结果质量高——太穷，就别找太富的玩。
如果穷，凭什么
至此，马斯金先生对“跟土豪做朋友”的启发基本说完了。现在，我们将假设极端化，来假设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如果我就是想要出于功利目的，跟土豪做朋友呢？而且我还很穷！”
个人观点，“穷人如我”可以通过增加“自身获取社会资源的潜力”来让自己获得自己想要的跟土豪做朋友的机会。也就是说“穷人如我”的潜力可以“折现”，“折现”成“十万平民”“百万富人”“亿万富翁”，全看自己境况。自己的内外能力在可预期的未来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决定财富层级，只不过“折现”这东西不太稳定，不过给人的稳定感到什么程度，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怎么能加强自己“潜在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呢？比如：学识更广，专业技能更强，学术水平更高，业务范围更广，长得漂亮，等等。也就是说，所有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提升，都是跟土豪做朋友的途径。如果只是着眼于如何运用各种“勾搭”和“结交”的社交技能，那么必将和“跟土豪做朋友”这一目标背道而驰。总之，你那么穷，土豪凭什么跟你做朋友？凭的是你有潜力，而不是够殷勤。
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例证，企业家的朋友们除了企业家，名学者、大律师等都是座上宾。土豪的朋友除了和自己差不多的土豪，基本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最差也是一堆男帅女靓的明星。马云跟着李连杰一起推广太极，林建岳过生日，刘德华、张学友同台献唱，当年郭台铭见到林志玲，第一句话就是：“听林百里提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