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时，常看笑星考斯比的节目。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
小时候，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因为每次他一个人在家时，都要像一切小鬼头一样，把屋里搞得一团糟。他妈回家时，站在门口，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难免要目瞪口呆，从嘴角滚出一句来：“啊呀，我的耶稣基督……”他以为是说他呢。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他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牢固，以至于后来到了教堂里，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他总以为是在夸他，心里难免麻酥酥的，摇头晃脑暗自臭美一番。人家高叫“赞美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
再以后，他爹他妈发现这个小鬼头不正常，除了给他两个大耳光，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原来他不是耶稣，也不是救世主——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步，就一点儿都不逗了。这后半截是我加上的。
我小的时候，常到邻居家玩。那边有个孩子，比我小好几岁，经常独自在家。他不乱折腾，总是安安静静地跪在一个方凳上听五斗橱上的一个匣子——那东西后来我们拆开过，发现里面有四个灯和一个声音粗哑的舌簧喇叭，总而言之，是个破烂货——里面传出些费解的话，但他屏息听着。
终于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广播员端正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这孩子马上很清脆地答应了两声，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刚把屁股帘摘掉没几天，他还远不是同志和战友，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
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名字张三李四考斯比之外，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号，至于这名号是同志、战友还是救世主，那还在其次。我现在说到的，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对于我想要说到的事，这只是个开场白。
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号时，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了。有一个时期，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说他们最敢闯，最有造反精神。所有岁数不大、当得起那个“小”字的人，在臭美之余，还想做点什么，就拥到学校里去打老师。在我们学校里，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
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就上吊自杀了。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一味地轻狂。
国外的文献上对这些事有种解释，说当时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旧军装，到大街上挥舞皮带，是性的象征。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五迷三道，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
那个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么宽，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
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
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身上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发起癔症来。
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越是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被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
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顺便说一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我首先要把当地骂人的话全学会。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我还不知道。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我几乎是个专家。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作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