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五分是有教育意义。我可以请你这位年轻的小姐吃些点心吗？”
他坐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苏菲耸耸肩。
“随便，一个三明治好了。”
艾伯特走到吧台那儿。不久他便端着一杯咖啡和两个乳酪火腿三明治回来。
“贵不贵呢？”
“小事一桩。”
“你为什么迟到呢？”
“我是故意的。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为什么。”
他咬了一大口三明治。然后他说道：
“我们今天要谈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有什么重要的哲学事件发生吗？”
存在哲学
“很多……各种潮流都有。我们要先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就是存在主义。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几股以人存在的情况为出发点的哲学潮流。我们通常谈的是二十世纪的存在哲学。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中有几个是以祁克果，乃至黑格尔等人的学说为基础的。”
“嗯。”
“另外一个对二十世纪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是德国的尼采，生于一八四四——一九○○年间。他同样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以及德国的‘历史主义’，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生命本身，而不必对历史和他所谓的基督教的‘奴隶式道德’过于注意。他希望能够造成‘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价’，使强者的生命力不会受到弱者的拖累。根据尼采的说法，基督教和传统哲学已经脱离了真实世界，朝向‘天堂’或‘观念世界’发展，而人们过去认为的‘真实’世界事实上是一个‘伪世界’。他说：‘要忠于这个世界。不要听信那些让你有超自然期望的人。”
“然后呢？”
“祁克果和尼采两人同时又影响了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可是我们现在要专门来谈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生于一九○五——一九八○年间，是存在主义者（至少是信奉存在主义的一般大众）的领袖。他的存在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四○年左右尤其风行。后来他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结盟，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一家法国咖啡厅见面吗？”
“我承认这是有目的的。萨特本人经常出入咖啡厅。他就是在这样的咖啡厅里遇见他终身的伴侣西蒙波娃的。她也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一位女哲学家？”“对。”
“太好了，人类终于变得比较文明了。”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新的问题。”
“你要讲的是存在主义。”
“萨特说：‘存在主义就是人文主义。’他的意思是存在主义者乃是以人类为出发点。必须说明的是：他的人文主义对于人类处境的观点要比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悲观得多。”
“为什么呢？”
“祁克果和本世纪的若干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是基督徒，但萨特所信仰的却是所谓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在‘上帝已死’的情况下对人类处境所做的无情分析。‘上帝已死’这句话是尼采说的。”
“说下去。”
“萨特和祁克果的哲学中最主要的一个字眼就是‘存在’。但存在不等于活着。植物和动物也活着，它们虽然存在，但并不需要思考存在的意义。人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物。萨特表示，一个东西只是在己（initself）而人类却是为己（foritself）。因此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东西的存在。”
“我同意。”
“萨特进一步宣称，人的存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我存在的这个事实比我是谁要更加重要。他说：‘存在先于本质。’”
“这句话很复杂。”
“所谓的本质是指组成某些事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事物的本性。但根据萨特的说法，人并没有这种天生的‘本性’，因此人必须创造自我。他必须创造自己的本性或‘本质’，因为他的本性并非是一生下来就固定的。”
“我明白了。”
“在整部哲学史中，哲学家们一直想要探索人的本性。但萨特相信，人并没有一种不变的‘本性’。因此，追求广泛的生命的‘意识’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我们就像是还没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提词人低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在圣经或哲学教科书中学到该怎么活，就很有用了。”
“你讲到要点了。但萨特说，当人领悟到他们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死，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可以攀附时，他们就会愈加恐惧。你可能还记得祁克果在形容人存在的处境时，也用过这个字眼。”
“嗯。”
“萨特又说，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会感到疏离。当他描述人的‘疏离’时，仍是重复黑格尔的中心思想。人的这种疏离感会造成绝望、烦闷、厌恶和荒谬等感觉。”
“感觉沮丧或觉得一切都很无聊是很正常的。”
“的确如此。萨特所描述的乃是二十世纪的城市人。你也许还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曾经兴高采烈地强调人的自由与独立。萨特则觉得人的自由是一种诅咒。他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被创造成自由的个体。”
“这正是萨特所要说的。可是我们仍然是自由的个体，而这种自由使我们注定一生中要不断地做选择。世上没有我们必须遵守的永恒价值或规范，这使得我们的选择更加有意义。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全责。萨特强调，人绝对不能放弃他对自己行动的责任，也不能以我们‘必须’上班、‘必须’符合中产阶级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期望为理由。逃避为自己做选择的责任。如果我们逃避这项责任，就会沦为无名大众的一分子，将永远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一，逃避自我并自我欺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自由迫使我们要成为某种人物，要‘真实’地活着。”
“嗯，我明白了。”
“在道德的抉择上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能把错误归咎于‘人性’或‘人的软弱’等等。我们可以发现时常有成年男子做出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却把这样的行为归咎于‘男人天生的坏毛病’。可是世上没有‘男人天生的坏毛病’这种东西，那只是我们用来避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