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当女性成为“姐姐”，就注定成为“奉献者”(2)

 

　　《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作者:张念，版本: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2月

 

　　在李木兰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参政的专著《性别、政治与民主》中，她发现那些走出闺阁的女性开始进入公共场所，一直以来这一场所都属于男性，她们遭到诸多男性目光的注视。正因这一空间强烈的男性特质，导致刚刚进入其中的女性遭到诸多困难。鲁迅才会在《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演讲中指出，离开家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最终不是归家就是走向堕落，社会的滞后及结构的男性化导致孤立无援的女性在其中格格不入。但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近代无数女性们如此前仆后继地进入男性化的空间，才开始一点一滴地对其进行改造和重组，由此才奠定了其后妇女解放的基础。

 

　　在安然的生命史中似乎就暗含着这一中国近代女性解放的起源叙事。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造成她被“遗弃”而进入一个也并非那么温馨的亲戚之家。安然遭到表哥暴力伤害，被姑父偷看洗澡，最终在上大学后开始独立养活自己。支撑安然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许就是姑妈，姑妈教安然“当女孩子被欺负时，一定要反击，能打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这一残酷的生存法则折射出的，正是女孩在家庭及更大社会空间中遭到的冒犯和伤害。而家庭与社会，这一彼此紧密联系且共享性别意识形态的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造成了双重压力。

 

　　在姑妈身上，我们能看到她受益于前辈女权运动者们的努力，如获得上学的机会，能够工作；但同时她也依旧为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束缚。在“重男轻女”观念的迫害下，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为他人而活。这时候我们便会发现近代女性解放到姑妈那一代女性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或许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便已经出现。

 

　　02

 

　　从“5*4”到当下，不断摇摆的妻子、母亲与姐姐

 

　　在近代女性解放中，个人主义强调的个体自主有极具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力量。当女性以个体脱离家庭伦理制度，抛弃那些诸如“妻子”“母亲”或“姐姐”的角色只作为自己存在时，她们便创造出新的责任与义务关系。“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在《伤逝》中出现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走向自由的基础性一步。但伴随着20世纪国内的政治动荡与国外日本侵略的加剧，个人主义开始遭到批评与质疑，离开家涉足社会的女性也在新的意识形态号召下回归家庭（如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或走向革命（如丁玲等女性前往延安）。在危急存亡中对新集体的召唤产生了新的联合，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早期对个体性的强调和关注。最终女性融于新的集体，女性意识或说女性作为性别集体的需求、困扰和压迫再次被忽视，抑或划入其他范畴、遭到同化。

 

　　“妇女能顶半边天”给女性权利赋予了正当性，但同时也存在局限。妇女们一方面像男人一样参加建设，积极工作；另一方面她们却依旧承担着传统家庭伦理的要求，如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奉养公婆，同时面对“重男轻女”造成的伤害。《我的姐姐》中，姑妈随口提到自己曾经历下岗，也反映了上世纪末中国女性所遭遇的危机。经济形式进行改组期间，为了男性能够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发起的女性下岗潮也导致她们再次被鼓励回家。如戴锦华在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所写，伴随着家庭、社会以及许多传统价值的再次主流化，曾经在“5*4”新文化时期遭到猛烈抨击的许多观念和价值也重新死灰复燃。

 

　　当传统“重男轻女”观念遭遇计划生育政策，《我的姐姐》的故事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共鸣才会变得更加强烈。在电影中，安然和弟弟相差十几岁，几乎未曾一起成长，也就不必提姐弟感情。弟弟作为独生子成长，娇生惯养俨然长成“小皇帝”，很大程度上成了继承其传统男性社会及其特权的最佳继承人。如果我们把安家作为一个样本或隐喻来看，便会发现女性在其中遭到的忽视、伤害和被边缘化，男性所受到的特权照顾和养成的“主子”性格，几乎就是社会中的两性处境的隐喻。传统“家国同构”的模式，也暗含了家庭伦理的扩大化。

 

　　据说这部电影原名《踢皮球》，后改为现在的名字，而“我的姐姐”这一短语背后的主体是弟弟、男性。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就是以弟弟的视角去讲述“姐姐”的故事，“姐姐-弟弟”之间的纠缠始终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因此我们才会发现其中的张力和矛盾，安然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和渴望，所以她要离开“家”，但“弟弟”这个来自家的血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义务让她无法离开。对“5*4”新文化一代的诸多女性来说，这一纠缠的二选一大都会以选择前者结束，即“家/族”的黑暗与压迫让她们义无反顾地想要离开。但安然却无法再如此决绝，并非“家”变了，而是主流价值对女性的期望与规训改变了。

 

　　在《我的姐姐》中，“家庭”的可恨同时也始终包含着一股可爱，与其说造成这一可爱的是血缘，不如说是绵延了千百年人们渐渐习惯甚至渗入血液中的亲情羁绊。安然的舅舅说“亲人，就是债”，就是我欠着你，你欠着我。但这一无奈的观念中潜藏着诸多问题，尤其是这样一种几乎天命的观念让安然无法反抗最终只能顺受。于此我们发现，这句话更可能来自于处于家庭伦理上位之人，而且是对遭到他们管制和压迫之人说的。

 

　　胡适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我养育你，并非恩情，只是血缘使然的生物本能；所以，我既然无恩于你，你便无需报答我。”但伴随着现代性所造成的城市化以及传统共同体的消散，个体如原子般游离，失去依靠。“家”这一意象开始被重新想象和塑造，成为新的港湾。

 

　　所以在《我的姐姐》中，无论我们多么为安然打抱不平且觉得她的选择和行为都可以理解，但最终弟弟变得善解人意且充满温情时，我们却马上缴械投降，再次投入家的温暖怀抱。最后，“我的姐姐”再次被这个精明的弟弟拴住，还在其上覆盖了一层更加温和柔软的糖衣，让人心满意足地吃下。

 

　　这或许正是电影结局引起争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