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早年是个短篇讽刺小说家。那时的小说只有两种：一种是供有闲阶级消磨闲暇的长篇连载;另外一种是快餐消费品，按行数计稿酬，一般都是几十行。契诃夫年轻时，一是自视甚低，二是为了养家糊口，写的全是第二类小文。这也练就了他文字的爆发力和行文效率——必须在规定的行数里，让剧情成熟，让人物成型，还要有余波。
从表象看，契诃夫温和圆融，没有棱角，和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激烈冲突，迥异于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烈性与好斗。受到屈辱的时候，他从不出恶言，而是隐于人群，独自慢慢消化和吞咽。他的喜剧《海鸥》被喝了数次倒彩。剧组人员有的昏厥，有的痛哭，有的豪饮泄愤，继而大家发现契诃夫失踪了。第二天，出现在人前的他，仍然是那么平和，其间发生过什么，他是如何度过崩溃期的，没有人知道。
他比托尔斯泰姿态低很多。他出身低微，祖上历代为农奴，到父亲那代才赎身成自由人;他落笔很低，笔下最成功的角色都是农民、小商人、小修士;他自视很低，撰文的前十年都不署自己的真名。成年后，他视托尔斯泰为导师，用后者的救赎理论，以文为刀，力图改良社会。最后他发现，过度介入的文字，完全丧失了小说的本来职责——他和他周围的市井贫民，根本就是从同一块布料上剪裁下来的。他实在无法拥有托尔斯泰那种俯瞰和救民于水火的半神视角。
我之前看过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里面描写的苦役犯、荒凉的冻土，在平淡的口吻下，有种震撼人心的真实力量。这让你知道，他所描述的东西曾经存在过。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契诃夫要在那个时候去西伯利亚考察苦役犯呢？當时的俄罗斯文坛正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期，托尔斯泰进入低谷，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白银时代还未到来，整个文坛就剩他一个大腕。他为什么要用这宝贵的大半年时间，在极不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去那个苦寒之地，做一个调查员就可以做的事呢？
现在我才想通，这种浪费，正是他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良知、社会责任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拴在当时已经陷入泥泞的社会现状中，咬着牙，拼命想把它拖出来。托尔斯泰是向上飞升，最后成了宗教狂人;契诃夫是向下扎根，彻骨的寒心和绝望。
契诃夫的爱很低，从少年时代，他就拖着孱弱的身体养家。这个沉重的负担，消耗了他所有的财力和生命力。他是一个忧郁温和的男人，按照互补原理，他爱的女人，都是生机勃勃、充满青春活力的。最终把他一脚踹上婚姻祭台的奥尔加，像试帽子一样，不断地调试着契诃夫的好感开关，揣测着他的易燃点。这个病弱而孤绝的男人，需要的是一个独立而灼热，且神经结实、性情刚烈的女性，她最终明白了这一点并且成功地实践了。
后来，契诃夫总算结了婚。奥尔加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他自己在荒郊野外养病，捉老鼠打发时日。俄罗斯的冬天阴寒湿冷，没人添柴，没人斟茶，没人尽妻子的责任。妻子正在莫斯科彻夜狂欢和社交，享受着极致的奢华。而他从不抱怨。临终前，他焦灼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妻子为了看护他，没有按时吃午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爱她甚于自己，力图帮她成就自我——这是我很少在男性文人身上看到的优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