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坐在病房的一角，腼腆地低着头，好像对病床上躺着的病人很陌生，没话可讲。
我扯扯他的袖子，鼓励他，要求他多和母亲说几句体己话，结果他躲得更远。倒是那斜躺在病床上、穿着浅紫碎花睡衣、正喘着气的母亲，替父亲解围了：“别勉强他了，他一辈子不就是个没话说的木头人嘛！”
小时候看父母吵架，起因多半是因为父亲不会说话，或者说的话不合母亲的心意。母亲的心意不好捉摸，更年期后更是阴晴不定。她在人际互动中随时是个心灵受伤、自觉被迫害的人。彼时，常看到提着菜篮从菜市场回来的她，神情慌张。她磨磨蹭蹭地走到正在批改作文的父亲身边，期期艾艾地诉说，哪家猪肉贩子的大声吆喝是指桑骂槐，哪家水果摊主人夸耀橘子的丰腴饱满是影射她的身材……
从不记取教训，学两句好听的话哄骗母亲的木头人，总是不经思索也有些不耐烦地讲出母亲最不爱听的话：“人家和你无冤无仇，怎么会笑你呢？”
即使母亲大声警告：“你这样说，就是我多疑了？”父亲仍接收不到情况紧急的信号，还咬住自己的理论不放，果然没有多久工夫，一场莫名的争吵就此开始。
一对知书达礼、斯文儒雅、全心为家庭奉献的夫妻，为了微不足道的外人，相互错踩彼此的人生几十年。
以前我总觉得母亲存心找碴儿，为小事吵翻天，便一味地护着弱势的父亲。待自己有了些年纪，吃过些苦头，才领悟到，如果一个女人要的不过是两句无所谓真假、对错的贴心话，就能心甘情愿地继续为心爱的人做牛做马，这心愿何其卑微，也该被满足。
我轻轻拉起失智父亲的手，带他到母亲的病床边，让他面对母亲坐着，说几句他欠母亲六十年的体己话。为了给他们一些私密空间，我退到病房一角，远观他们俩的互动。
我看着一向木讷、拙于表达的父亲，很努力地在他那已被侵蚀的记忆中，苦苦搜寻着语言的符号，我听他反复地问着相同的话：“你的病怎么都不见好呢？……你是心脏不好吧？”
“妈妈是肺不好。”我在一旁小声说。但父亲被错误的信息键入后，很难修正。
“你是心脏积水吗？”父亲忧愁地说。
“妈妈是肺积水啊。”我再次插话。
插着氧气管很虚弱的母亲，好像已经不在意父亲问话的准确与否，轻拉起父亲的手，一字一喘，艰难地吐着：“唉，我们……怎么……会走到……这步田地了呀。”
是啊，母亲的生命之舟，泊在死神徘徊的床边;父亲的灵魂之舟，搁浅在未来与过去的无何有之乡。父母是怎么变老的？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由春日一树的新绿，走到严冬满地的枯叶？我听得出来，母亲嘴里说的“我们……我们”，是六十年前年轻的他们！
在我心目中早就是老者的父母，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老去与死亡。原来，谁都年轻过，谁都将面对死亡，但谁都没有准备好迎接死亡的来临。
父亲的眼神透着失落与惘然，不知如何搭腔，只是非常专注地凝视着母亲。在他专注的凝视中，时光似乎定格在六十年前的山东青岛，他们俩当年邂逅的地方。父亲望着初相识、初约会时年轻漂亮的母亲。隔着长长的时光走廊，父亲的看与望，变成深深的凝视。
1946年秋，刚从抗战大后方念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流亡青年，在青岛女中教书，认识了抗战时期一直留住在沦陷区、在青岛女中工作的有才华的女孩。
他们都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父亲的家乡已经解放了，但他仍滞留在青岛;母亲因为与后母不和，找到青岛女中的工作，搬入宿舍，对当时保守年代里的单身女性，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俩在课余、饭后和几位同事打乒乓球，讨论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小说。父亲说着流亡学生走遍大江南北亦心酸、亦精彩的故事;母亲说着她来自传统世家，留在日本沦陷区里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在著名的八大关，点缀着彩色小洋楼的青石道上，欣赏枫红落叶;他们在栈桥水边，细数着黄昏归雁。滨海公园的夕阳映照着他们俩在古松下的身影，海水浴场的白沙滩上留有他们俩的足迹。多么年轻又美好的岁月。
一个穿着竹布长衫配西装裤，好不斯文潇洒，正是当年男士最时尚的穿着;一个烫着上海的新款鬈发，穿着过膝的旗袍，好个清秀佳人。两个人同年生，一般大。经过两年的相识相知，他们在1948年7月17日结为连理。婚礼在青岛著名的酒店举行，喝香槟、吃西餐。父亲西装笔挺，租了轿车，迎娶穿白色婚纱的新娘。
动乱的时代，日子的变化如同翻书，刚翻过一页如童话般的浪漫，接着就是国共内战带来的兵荒马乱与仓皇逃难。父母在上海搭的“海燕”号于1948年12月31日安全抵达台湾基隆港，第二天天刚亮，坐南下的火车，由台湾头一路坐到台湾尾，于1949年的元旦，抵达屏东县东港镇的大鹏湾，开始他们全新的小家庭，不一样的人生。
新婚的母亲，对洋溢着热带风情的宝岛充满探索的新鲜感，以为这只是在离家千万里的小岛蜜月旅行。她应从未料到，人生竟是如此短促，他们在大鹏湾住了十二年后，搬到冈山镇三十余年，最后因为年老，我们儿女坚持，他们才万分不舍地放弃老家，北上住在内湖。一甲子的岁月如春梦一场，梦醒时分，她就躺在这陌生的病床上了。六十寒暑在父母的指缝间流逝，他们就此走入风烛残年，就这样过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