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的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五岁的我在那个冬天拥有了一件新毛衣。这是一件属于春节的装备。那个年代，很多小孩都只有新年才有新衣。从它买回来之时，我就开始盼望时光加速，春节早点到来。
有必要描述一下这件重要的毛衣：它是粉紅色的，符合一个五岁小姑娘正常和欠缺想象力的审美;它是开襟的，两边各用当时流行的针法编出一道麻花。与平时常见的童装毛衣略为不同的是，它有个外翻的方形领子，可以使这件毛衣的主人拥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庄重感。
大年初一那个早晨，我穿着新毛衣在家里“巡演”了一圈，由于想象中赋予自己的光彩，难免有几分轻骨头。我在台阶上跳上跳去，在天井里蹿来蹿去，早餐还没有开始，已经弄脏了手。然后我又去开水龙头洗手，最后，不可避免地弄湿了新衣服的袖口。
在冬天，穿着湿了的毛衣非常难受，手腕那一截又湿又冷。这一天还没开始，我还没来得及走出家门，让这件既新潮又高档的毛衣为我赢回些羡慕的眼光，难道就要把它脱下来？我小时候很没眼色，完全不知道当时大人在忙什么，也不管大年初一最忌哭闹。我被这件小事打垮，哭哭啼啼地纠缠着我爸，一定要他帮我把衣服袖子弄干。
我爸正忙得头上冒烟，大年初一的上午，在我们老家，除了要煮一种极为复杂的早餐，祭拜祖先和各路神灵，还要准备招呼前来拜年的客人。总之，在这个最不应该哭闹的早上，我大哭大闹;在这个最不应该打小孩的早上，我爸痛打了我一顿。
那件毛衣在回忆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不再记得它的命运，只记得我妈和我爸大吵一架。一直以来，我妈护起孩子来有一种母兽般的凶悍。那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我而跟我爸吵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场架吵得格外猛烈。
二
在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大年初一上午，我爸妈的战争迅速升级。最终，妈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我出了门。
我们先是去了外婆家。我呆头呆脑地坐在外婆的床上吃东西，完全不知道我妈和我外婆在谈什么。没等我手里的东西吃完，我妈和我外婆也吵起来了。她们一边吵，妈妈一边把刚刚摊开的行李又收拾起来。然后，她拉着我，气呼呼地走出了外婆家。
即使我当时再蠢笨，也能明白我们的处境：我妈没处去了。她能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外婆家。那个年代不兴投奔闺密，再说即使有闺密，大过年的，我妈还拖着一个五岁的我，去谁家都不合适。
我妈带我徘徊了一会儿。最后，我们来到一家招待所，办了入住手续。
那个白天是怎么过的，我脑中一片空白。只记得很晚的时候，妈妈还拉着我走在街上，商铺都关着门，路上没什么摊子。
回忆在这里有点跳跃，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办法，总之后来，我和妈妈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两个人吃起一大搪瓷缸的粿条来。
粿条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小吃，类似于广州的河粉。我妈对食物似乎一直有很高的热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最重视的都是我的肚子;而每当我回忆妈妈，也是记得很多与吃有关的事情。
在冬夜，那是一碗配置极高的粿条，里面加了肉丸、鱼丸、猪杂、油渣、蒜蓉和芫荽，以及最为适当的温度，给这个本该颇感凄楚的夜晚，增添了一份奇异的温暖。
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感到费解的一点是，事情是我惹出来的，但我记忆中妈妈对我没有一句责怪。甚至，我对那几天的回忆尽是“现在只剩下我们俩，我们要相依为命”的温馨感。
三
回想起来，妈妈的一生确实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之前的生活不必再提，2006年，我儿子出生，妈妈如痴如狂地爱着这个婴儿，同时，她的焦虑也在倍增。
在小宝的婴儿时期，妈妈最担心的两件事是：一、保姆在喂给小宝的奶粉里掺了安眠药;二、保姆把小宝拐走。每天，小宝睡着了，妈妈担心;小宝睡不着，妈妈也担心。小宝兴奋时，妈妈担心;小宝安静时，妈妈也担心。但凡保姆带着小宝走出妈妈的视线，哪怕只有几分钟，她都可能崩溃。
有时候，小宝不明原因地哭个不停，我满头大汗，无法止住他的哭声。如果我爸在场，他必责问我，你是他妈妈，你怎么能说没办法？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本来就是无能的人，真不应该贸然生孩子。
其实我希望妈妈不要与我住在一起，我希望她轻松、快乐，只有她轻松，我才能轻松。但是妈妈从我这里离开后，还是偷偷打电话给我的保姆，询问与我们母子相关的一切生活细节。她牵肠挂肚，无法放心。
我无法减轻我妈的焦虑，更无法减轻她传递给我的焦虑。我和她一样，我们是任由各自的无力感蹂躏，并彼此担心、互相怨怼的两个人。
很多年来，我经常做的一个噩梦是，梦见我和我妈吵架。因为一些很小的事，不管我怎么说，怒吼着说，哭泣着说，挣扎着说，自残着说……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就像雨水滴落于荷叶，荷叶丝毫不为之所湿。我为这种沟通的阻塞而绝望，而我妈当然也在发怒。我们在激烈的对峙中，也在对彼此的爱中，互相耗尽了能量。
后来，我阅读到相关的心理学资料，有很多心理医生告诉我，这不是爱，这是控制。或者说，这不是健康的爱。他们甚至鼓励我，要对这样的爱说不，要承认，我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