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之师。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在她10多岁时，伯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自己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自少年时代，叶嘉莹就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更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抵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途经什刹海去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在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大变，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会再烦恼。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把你丢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
“我的忧患总是接连而至的。”在一次讲座上，她念起一首诗的诗引，“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因车祸同时罹难……”她左手拿着讲稿，右手撑在讲台上，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着我的家庭，而我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经过这一轮苦难，叶嘉莹突然觉悟，“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她一直在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她当时写了两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1979年，她收到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回到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定居在南开。
“所以我就回来了。”叶嘉莹放下讲稿，露出了笑容。莲心不死
回忆初回南开时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画着。台阶上、窗台上都坐着学生。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着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的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写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她的课，“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
叶嘉莹在诗词教学中投入了深情。每次讲杜甫《秋兴八首》，念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二句，总因为长久思念故乡而泪水涌动。学生钟锦说：“她不是把它（诗词）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她是把学术、诗词本身和她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得知她有回国定居的打算，一些海外诗词爱好者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盖了“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她的号“迦陵”。她喜欢南开马蹄湖的荷花，于是学舍就建在湖畔不远处。她的母校辅仁大学当年在恭王府，师生常在海棠树下作诗。恭王府的工作人员移植了两株西府海棠栽在学舍院子里，满足了叶嘉莹的怀旧之思。
“现在已經完成了。”她露出笑容说，“所以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归来的所在。”
叶嘉莹现在依然独立生活。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她对诗词投入了最多的情感，其外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她经常引用《论语》的话，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