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印尼的义兄田家烈在万隆经营一家土杂洋货商店，希望田家炳去照料生意，同其子田沧先经营商店，自己则准备回乡。但田家烈未动身已染重病，田家炳初来乍到他便因病离世。田家炳只好开始自学印尼语，经营洋杂货和土特产。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家炳將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尼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助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开始第二次创业。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
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领域。30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田家炳决定将蓬勃发展的印尼厂务留给侄辈管理，举家迁往香港。他曾数次回忆那次“迁徙”：“我看到局面对华人越来越不利，华人随时会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同时，我希望子女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但当时在印尼，根本没有正规的华文教育。香港社会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出入境、金融贸易都很自由，具备国际城市的基本条件。人民安全得到法律保障，生活习惯完全与内地一样。经多方考虑，我决定全家移居香港。”
香港人造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9个孩子，挤在80平方米的房子中。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旧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产业。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的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头上。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巨额资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则专心于慈善事业。他捐出10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曾有人问田家炳为什么要做教育，田家炳讲了很多，最后说了4个字——“改革开放”。
在这之前，田家炳的慈善事业都在香港和台湾。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他还成立了台湾田家炳文教基金会。“1977年看到这个变化，他感觉机会来了。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现在是时候去内地投资教育了。他每次做的决定都是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相关联的。”
“校长在哪里”
对于校长和老师，田家炳十分尊重。在内地，学校剪彩都是领导参与，校长很少被安排位置，能够担任司仪已经非常难得。而田家炳每次都会问：“校长在哪里？”不但给校长安排座位，还一定要校长上台参加剪彩。但看到学校施工图中校长办公室过大时，田家炳又会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间给老师和学生。”
师范院校也是田家炳重点捐助的部分。他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要有好的老师。师范大学是培育教师的重要基地。”
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市价较高峰期下跌过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观不俗，保养适宜。这套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高档住宅区，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带有游泳池、私家花园和运动场等，田家炳在此已度过了37个生日。据地产公司估算，这套豪宅可卖超过5000万港元。按照田家炳的计划，这笔钱能够资助20多所中学。为了恪守捐资承诺，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卖掉房子。在洽谈过程中，对方得知田家炳卖房是为了助学，还多付了300万港元的房款，最终以5600万港元成交。
80岁的田家炳将卖房所得款项全数捐资教育，自己则租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公寓，从窗户还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5年，为增加资金扩大捐资规模，田家炳将13万平方米、24层的田氏广场售出，得款近3亿港元，为数十所大学、中学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学院”。类似的教学楼，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共有90多栋，加上他捐建的中学166所、小学44所，田家炳因此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