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好吧，我去，你在门口等我吧。真要命。”我挂了电话，生气地点着一支烟，走回牌桌看亚红的牌。
“又是吴迪？”方方看看自己的牌，打出一个“白板”。
“简直是追杀。”我帮亚红打出一个“红中”：“这玩艺留着干嘛？”“你去吗？”方方抽了口烟，碰了另一个姑娘的“幺鸡”，问我。“不去，听哪门子音乐会呀。呆会儿，你替我跑一趟，跟她说我不能去，有事。”“你叫我去，我可不客气了。”
“随便，你能勾搭上她，我谢你了。”
“要不，我去吧。”亚红冲另一个姑娘挤了下眼，笑着说。
“别起哄，起什么哄呀。”
方方“和了”，我们推了牌，坐着说了会儿话。方方看看表：“你跟她约的几点？”我也看看表：“现在就可以去了，知道哪儿，海淀影剧院。”
“车钥匙。”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这种人。”方方接了车钥匙，站起来说，“放心，我不戗你。”“我才无所谓呢。”我笑着说，“你也没戏，她现在正是刀枪不入的时候。”方方走后，我和亚红她们下楼到行街小饭馆吃了点烧麦，又回到家里看电视。今晚有场亚洲杯足球赛的中国队比赛实况。皮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滚来滚去，双方球员在屏幕上争抢，我靠着亚红斜眼看着电视。中国队一个著名中锋在中场拔脚怒射，球飞向观众台、“臭大粪。”我们齐声骂。
方方走进来：“谁臭了？”
“你回来了，这么快。”我坐直身子。
“她也来了，非要跟我来。”
我向门口看去，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在电视屏幕的荧光下，吴迪的脸雪青。亚红也回头看了看，站起来：“坐这儿吧。”“谢谢”吴迪冲亚红笑笑，亚红冷眼打量她。吴迪在我身旁坐下，一声不吭。“我不是让方方告诉你我有事吗。”
“他跟我说了。”“我一会儿就得走。”“我也一会儿走。”我们不说话了，继续看电视。中国队大门被对方一脚射穿，看台上的外国观众立刻跳起来；五颜六色，旗帜挥舞的观众席象波涛一样涌动，欢呼震天；中国队门将从草地上沮丧地爬起。“妈的，”我骂，“一群废物。”
“哎，我们得走了。”亚红叫起那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姑娘跟我说。“好，一会儿见。”
方方开门送她们出去，回来坐在吴迪旁边和她说话。我只顾闷头看电视，不理睬吴迪。中国队拼死拼活终于在终场前攻进一球，把比赛板成平局。比赛完了，方方关了电视，我的心情也好了一点，对吴迪说：
“你该走了，过会儿没末班车了。”
“我们宿舍一个人的妹妹来了，今晚睡在我床上。”
“我这儿也没地方。”我不高兴地对她说，“晚上她们还要回来。”“我不在你这儿住。”吴迪把脸扭到一旁，盯着书架上一只造型活泼的熊猫。“我不是撵你……”电话铃响了，方方伸手去接，嗯哼了几声，放下电话，对我说：“该走了。”“我得走了。”吴迪拿起她的包，站起来，我望她。她看我一眼：“走啊。”
我站起来，穿上西服外套，我们三个走出门，下了楼。街上已经人车稀少，很安静了，楼区大部分窗户也熄了灯。方方去发动车，我跟吴迪说：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不打也可以。”方方把车开过来，停在我面前。
“你去哪儿？”我问吴迪。
“反正我有地方去。”“要不，”我哦吟片刻，觉得实在对她太恶劣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不用！”“送你一段？”“不用！”吴迪向灯火通明的街上走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方方催我，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汽车追上她、超过她开走了。
“燕都”饭店的大厅很冷清，今天没有夜航班机。酒吧里正在播着最后一支曲子，喝酒消遣的外国客人已陆续散去，侍者在收拾桌子。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在总服务台和卫宁交代着什么，卫宁看到我们进来，就分了神。
“等会儿上去，卫宁好象有什么话要对咱们说。”
我和方方坐在门厅能看到总服务台的沙发圈里。抽完一支烟，经理还没走，卫宁的样子已经很焦灼了，又不能跟我们明白地示意。这时，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闪出来，经过沙发困时看了我们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两个人是饭店保卫科的干部。“坏了。”我小声对方方说：“今晚要出事，咱们得马上走。你去给亚红她们打电话，叫她们也赶快出来。”
“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
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自我电梯上楼。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走不走？”“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
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
“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
“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都出去了。”
“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
“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
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
“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
“没什么。”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