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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我在西藏哲蚌寺听了一次高僧的说法。当讲到饮酒问题时，他严肃地说，不单出家的比丘和沙弥，就连在家居士也不允许。酒为一切痛苦的根本，一切错误的根本，故应彻底断绝。人世间的灾祸常常并不发生在人们身处逆境之时，而是经常发生在称心如意的顺境之时，不管何人怎样劝酒，犹如兽王狮子多么饥饿，根本不会食用呕吐之物那样对待。高僧还郑重地说，众比丘、众沙弥，对信仰有着永恒不变的信心，要身体稳重如狮子，不受诱惑大威严；语言庄重如仙人，众所信任且欢喜；性情稳重如珍宝，降临自他之所欲。即使医生说不饮酒必定会死去，持戒者也要宁愿舍弃性命，而拒绝饮酒。佛教对酒如此严厉，我读了《大般若智慧明镜》才搞明白，书中讲了一个佛与魔的故事。佛教创立初期，一位高僧不仅信仰坚定，更致力于佛法的弘扬，成千上万的信众长年虔诚恭敬供奉。一个外道信仰的头领心生嫉妒，招来一批外道传播者，共商阴谋要败坏佛教的信誉，他们采取损毁庙宇、扰乱法会、诽谤佛法等等手段，都没有达到目的。其中有个善于幻化之术的道魔，想出了一招。把自己变成一个妙龄少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牵了一只又大又肥的绵羊，提了一壶又醇又香的美酒，来到隐林丛中独自修行的高僧面前说，今天在你面前摆着三条出路，要么你与我行不净之事，要么你把这只绵羊给宰了，要么你把这壶酒喝下。高僧无奈，再三掂量，如果行邪淫会犯根本戒，若行杀生会堕恶趣界，看来只有喝下这壶酒，过了此关再忏悔吧。于是他就喝了酒。当酒精冲昏头脑，失去理智，破了淫戒，又在美女的操纵下宰了绵羊，破了杀戒。可见饮酒的过患有多大，难怪佛教把饮酒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
从现实来说，这酒似乎是魔鬼征服人类的最好手段，让人类用亲手酿造的酒灌醉自己，让喝酒的人总是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这酒有时是生活乏味之后的调节剂，把一些人事之难，生活之苦，用酒来冲淡，让人在酒的朦胧中忘却种种，确切地说，酒中之趣不独解愁避乱隐世，更多的人爱酒、品酒，要的是这份闲情，要的是淳朴的遗风，焕发真情、友情、豪情，让酒滋润枯萎的心田。无论甜言蜜语的诱惑，花言巧语的刺激，豪言壮语的抒情，自言自语的朦胧，不言不语的沉默，展现的都是酒使人获得轻松与兴奋，诱发人的情感语言，对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换心。清代明人黄周星对喝酒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喝酒原是为了求得一种精神的自由，是一种摆脱俗累的轻松，能饮而故意不饮者，自有其不饮之理，不能勉强；若仅是天性内向，态度拘谨之人，只要处一不拘礼节，随意畅饮的氛围中，也会受到感染，酒到酣处就无须劝了。倘若害怕酒后失言，不愿将真实自我袒露，自我封闭矫饰，那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劝又何益？这古人饮酒的分析淋漓尽致，恰如其分。今天，在一些宴请场合，把饮酒当作了争强好胜、表现自己的场合，劝酒变成了灌醉对方，使喝酒漫无节制，不会喝醉的人被大声劝喝声，惊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饮酒之趣荡然无存。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没有比饮食更为重要的，与人体的健康息息相关，“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无论传承酒文化，推广酒消费，不能只求感官的满足，饮食要讲究养生、健康、长寿的目的。
说到自己与酒的关系，少年时期，入寺受了沙弥戒，视酒为罪恶。青年时期，先遇上“文*”，硕大的家园被捣毁，所有的财物被抄走，年迈的父母挨批斗，别说喝酒，整天思考着怎样变个戏法“脱胎换骨”，怎么“剖腹挖心”重新做人。后来局势缓和，喜从天降，一个好心人帮助在报社找了个藏文校对的工作，月薪28元，自己够吃够用，还可以省点孝敬父母，那时酒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华品。后来，时来运转，不仅走上了正式工作岗位，还连连升级，似乎过早地得到了不该得到的，我知道荣誉和耻辱共生在一个根蒂上，就像生存和死亡同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权利的价值，待遇的诱惑，就像演戏般很快进入酒场的角色，仗权灌醉过别人，以显威严；因权被人灌醉过，以溜须拍马；也自己把自己灌醉过，以忘乎所以。亲临过什么叫酒场如战场，胃溃疡、酒精肝，不是听说的，是自己的真实代价。现在，逐步迈入老龄，渐渐力不从心，饮酒自然克制。现在看到别人喝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回想当年，不是后悔莫及，而是心惊肉跳，亏了即时限酒，好了胃溃疡，消了酒精肝，还悟出一个道理：我们有几千年酿酒史，特殊的地域气候条件下，适当饮酒，暂时能驱寒暖身、舒筋活血；一些场合，适当饮酒，暂时能提振精神、活跃气氛。除此之外说不出道理，这也算是我终于明白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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