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 《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 《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 《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