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走红一时。我奔波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自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棄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男孩知道这件事后，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一个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最终她失学了。还有一个理科生，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个冷门的小语种专业。他大学时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沉默了。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产生焦虑，从而击碎他们的惰性。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4
直播带来压力，也带来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些工作要一周才能完成。但现在他们必须跟上，整个教学节奏也紧凑了。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老师们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提前整理七中老师发送的课件，编成学案，布置成前一晚的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有疑问的地方，以便课后补讲;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的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禄劝一中的学生在上直播课（程盟超/摄）禄劝一中部分学生周末仍在校学习
“每天深夜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但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得累。一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了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重“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时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课培养了出来。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5
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在生源严重流失的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此前他们听说，七中的孩子平时不熬夜，下课后还能去逛街。
两天后，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上自习的小视频被传回。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不仅勤奋，也很刻苦。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一个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节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你可以说这样的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了。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现在，满分150分，有人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名学生说，经过3年的学习，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和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题。
屏幕里，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直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6
两边孩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地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的老师也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