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本书。按照一位博士后妈妈的观察，营内部分家庭呈现出一些共性：父母双方，有一方过于强势，另一方相对弱势甚至缺位。这体现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存于夫妻关系中，导致后者只剩索取、指责和抱怨，“生病的孩子，首先有个生病的家庭”。
开营首日，原生家庭的影响就被提出来讨论。
抑郁症跟后天环境与教育息息相关，也受先天遗传基因的影响。邹峰借一个案例提出：代际传递的不仅是基因，也有亲子恩怨，很多父母将自我成长中的阴影，带给了下一代。
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伤痕犹在。童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经受生活的磨砺，一个人要拉电线、换灯泡、贴壁纸等。母亲也这样要求10岁的李玥。
李玥记恨父母的自私，带着怨气结婚。丈夫有过漂亮的女友，但认定李玥更适合做老婆。李玥自卑，从小形成讨好型人格。“那时觉得，他从没爱过我。不离婚就是最低要求。家里一直没有欢声笑语，更别说爱的流动。”李玥说，孩子在缺爱的家庭长大，她由此深深自责。躁郁双相
营内孩子中，超过一半患双相障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曾指出，近年来中国双相障碍发病有一个明显特点：以前高发人群年龄在25岁至40岁，现在至少提前10岁，且整体发病率在迅速上升。与单向抑郁长期的动力缺失相比，双相有躁期与郁期之分，情绪像是周期性的波动曲线。躁期，患者易出现情绪失调难止、精力高亢、思維奔逸、冲动性的人际交往及购物，以及与现实脱节的妄想乃至幻觉等，这些都被认作是躁狂的表征。抑郁症的复杂特质性强，双相尤甚。
发病后，李玥带着儿子四处求医。2017年，他在北京被诊断为双相，但治疗药物产生巨大的副作用，杨玉明频繁想自杀。最严重时，他丧失所有感官知觉。
“狗屁双相，我从未躁狂过。”杨玉明觉得自己不是双相。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说清他所患何病。与单向抑郁相比，双相的确诊更为复杂。据2007年一项统计，在欧美国家，双相患者从首次发病到确诊，平均需5年至10年。
“近年来有双相扩大化的趋势。”张进说，几年前很少听说双相，但这两年他遇到的患者，动辄被诊断为双相，青少年尤甚。双相又分I型与II型等，更重者则有各种复杂共病交织，诊断用药都因人而异。为此，一位医生在营内给出的最多建议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陪伴
一个有药学背景的老师指出，抑郁症成因复杂，有其特定的生理因素，将责任全推给父母并不妥当。他女儿曾是抑郁症患者，经他陪伴治疗后康复。“所有的疗愈，都离不开爱。”另一位老师说。
张进也引入了多位康复者分享经验，强调自救。他说，过去不懂心理学，更强调药物治疗，最近才对抑郁症的认知形成逻辑闭环：生物、心理和社会。抑郁症的患病和康复都与这三方面相关。而青少年在社会层面获得的支持极少，包括家庭。“很多孩子发病，但家长不知道那就是抑郁症。”
杨玉明休学前，曾服药好转过，但为了高考，李玥擅自给儿子停了药——这是大忌，即使是营内已经康复的讲师，大多仍在服药。此后杨玉明病情加重，近两年做了24次电休克。
由此，张进想要做“陪伴者计划”，用社群里的康复者和咨询师等力量，做有偿的一对一长期陪伴式咨询，以应对抑郁症诊治无标准流程，需更长时间、更多试错和调整的需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开营式上，杨玉明送了张进一句诗：“自以为渡，何以渡人。”被“误诊”为双相后的生不如死，让他再也不信任何权威。近一年，他花费约10万元走访各地，学习各类自救法。但李玥还是担心，找人与儿子谈。儿子说，电击“相当于受刑”，他丢了半条命。当年复学为参加高考，他曾遵母嘱，用成功学自我激励，直至全面溃败。他说，关系好时，他能忆起母爱，但他受不了母亲的多次干预。
李玥并非全无收获，疾病面前，零星的幸福也能让她感到疗愈。这些年，丈夫开始担起责任，陪儿子去外地治疗，在家主动做家务。刚进入2019年，苏州异常湿冷，李玥忙碌间，丈夫主动送来围巾。
一天，邹峰给他们做咨询，见李玥与丈夫背对而坐，邹峰说：“你们应该学会牵起彼此的手。”次日，摄影师来拍照，结婚20多年来，李玥的丈夫第一次主动牵起她的手。二人随后牵手穿行在树林里，仿佛在一起穿越一座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