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看，文字和纸张的发明，是早期中国文明一直领先世界的最重要原因。相较于在竹简和木牍上书写，基于纸张的书写更方便。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快、更高效地生产信息，更便捷地保存信息，信息和知识因而得以大规模传播。虽然信息的复制主要靠人工抄写，但自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识字率大幅增长，推动了管理水平的提升，中国由此成为当时最富裕的文明体。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4世纪。
接下来中国的落后，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其标志性的事件，是西方社会改进并普及了活字印刷术。15世纪中期，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印刷效率比人工手抄效率提高了上千倍，成本却下降到原来的几百分之一。在这之后，印刷书开始普及，信息、知识在西方社会大面积传播。在谷登堡改进活字印刷之后的50年，共有上千万本图书得以出版，比欧洲此前1000年来出版的所有图书都多。
正是因为印刷术，近代科学在公元1500年之后快速崛起。当然，这绝非偶然，科学技术必须依靠记录才能迭代发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社会科技的进步主要靠大众在生产实践中的偶然发现。无论在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情况都是相似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古代中国在技术上一直领先，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偶然性的发明远远多于人口稀少的欧洲。但欧洲在改良并且推广印刷术之后，开始建立科学实验的制度，偶然的作用开始让位于必然。显而易见，一个专业人士在一年之内通过重复实验所获得的知识和发现，肯定要比一个工匠一辈子因为偶然和随机所获得的发现和成果多。
中国随即开始落后。
中国的瓷器在国际上地位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8世纪之前，因为掌握着制瓷的核心技术，中国瓷器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的瓷器供应。
早期中国制瓷业的领先，诚如林毅夫所言，其重大发明是源于偶然。例如，其核心技术“上釉”，是古代窑工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因草木燃烧生成的草木灰，会附在坯体之上形成一种玻璃态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改进器具表面的质量，使之不易被污染，而且防水。受这种“自然釉”的启发，中国率先开启了人工釉的尝试和实践。
然而，从18世纪初开始，凭借实验、记录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欧洲人很快掌握了瓷器的成分和炼制的方法，开始超越中国。
德国人伯特格尔从1700年开始，做过3万多次烧瓷实验，并记录了每一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德国的梅森瓷厂至今仍保留着这3万次实验的数据。也就是说，今天德国人要还原几百年前的一件瓷器，是很容易的事。而在中国，要一模一样地还原一件明清年间的瓷器，几乎不可能，因为缺乏记载。18世纪50年代，英国人韦奇伍德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5000多次实验，每次都有记录。他从模仿中国瓷器入手，后来不断推陈出新，把动物的骨粉掺入陶瓷原料，烧制出晶莹剔透、坚致如玉的骨瓷。这是他的发明。
反观中国，瓷器行业的主要业态是师父带徒弟，经验的保存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了保密，中国瓷器行业以不记录、少记录为行规。很多时候，师父只告诉徒弟要把握火候、加入适量材料，但要理解什么是火候、多少是适量，要靠徒弟的勤奋、悟性和机缘。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技艺进步靠的是随机的“悟”，而不是一代一代、一天一天、一次一次的“记”。中国历史上肯定有一些技艺非常高超的工艺秘方，但因为没有详细记录，一旦出現如战争之类的意外，技艺就有可能失传，后人只好重新再来。
中国社会还有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崇古。中国人一向认为古代人比当代人更加高明。这种思想认识的根源，也与缺乏记录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人相信古代的人比现在的人懂得多。但古人知道的东西没有被记录下来，简单地说，失传了。也正是因为没有记录，后人无法断定古人是真的知道还是并不知道，所有人都无法断定，所以只能靠猜，崇古之风就这么刮起来了。既然古人做得比今人好，那为何要创新呢，只要好好效仿古人就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改革，都是被“有违祖制”打败的。治理模式停滞不前，我认为缺乏记录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过于崇古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人的创新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