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所有的餐馆都在橱窗里摆了精美诱人的食品，大家还在人行道上的桌子边进食，要是你有一点没吃饱，看到、闻到这么多吃的，就更觉得饥肠辘辘了。像我这样已经放弃了新闻记者职业、写的东西连在美国也没人买的人，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从观象台广场一直到沃吉拉德路都见不到、闻不着食品。你在那里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博物馆去，而肚子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作画;但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
出了卢森堡博物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叙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馆，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从这个广场往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餐馆而到达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的。
“你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常常这么说，“你最近每天都吃得饱饭吗？”
“当然啦。”
“你中午吃的什么？”
我肚子饿得要命，却说：“我这就回家吃午饭去。”
“三点钟吃午饭？”
“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阿德里安娜前几天晚上说她想请你和哈德莉吃顿饭。你告诉哈德莉好吗？”
“我想她一定很愿意来。”
“你现在吃得不好，就不要那么刻苦地工作了。”
“好吧。”
“现在你还是快点儿回家，不要误了午饭。”
“有我的信吗？”
“我找找。”
她找了找，发现一张便条，笑着抬头看了看，随即打开了桌上的一个小橱门。
“这是在我出去的时候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起来里面装着钱。
“那一定是《综观》杂志寄来的。”
“这里有六百法郎。信上说还要再给的。”
“我的书只有在德国才卖得出去，真可笑。”
“是吗？不过你千万别着急。”她开玩笑似的说。
“一页只有三十法郎。假如每三个月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那么五页长的短篇一个季度是一百五十法郎，一年六百法郎。”
“可是，海明威，不要计较你的小说眼下得钱多少，关键在于你能写作，这就行了。”
“我知道。我能写小说，但没有人买。我不当记者以后一分钱都没有收入过。”
“你的小说会有销路的。瞧，这不就有一篇小说的稿酬了嘛。”
“对不起，西尔维娅。原谅我提起这些事。”
“原谅你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作家都免不了成天诉苦吗？好了，你得保证不再发愁，而且要把饭吃饱。”
“我保证。”
“那就赶快回家吃午饭去吧。”
一出来，到了奥德翁路上，我想到自己竟然在别人面前诉苦，不禁感到十分羞愧。明明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可又做得那么笨拙。我还不如买一块大面包来吃了，不省那顿饭呢。我简直都能想象到那诱人的咖啡色面包壳的味道。不过不喝点什么，光这么吃，嘴也太干了。“你这个该死的牢骚鬼。”我骂自己，“你这个肮脏的假圣人、假殉道者，你自己愿意放弃记者职业。你有信用，要找西尔维娅借钱的话，她刚才就借给你了。她都借给你好多次了。没错。下一步你就得在别的事情上牺牲一点。饥饿是一件好事，饿的时候那些画看起来的确比平常好。吃饭也是一件大好事，可你知道现在你要去哪儿吃饭吗？你要到利普餐馆去喝酒、吃饭。”
我快步走向利普餐馆。每经过一处我的胃都知道——简直比我的眼睛和鼻子还要灵敏——这样越走就越高兴。这家啤酒餐馆里人很少，我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坐下，背后有一面镜子，面前是饭桌。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要了一升装的大杯啤酒，还要了马铃薯沙拉。
啤酒冰凉，喝下去舒服极了。油酥苹果做得很脆，浇上了酱汁，橄榄油很香。我在土豆上撒了黑胡椒，把面包蘸上橄榄油，先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慢慢地吃喝。吃完之后，我又要了一份油酥苹果和一盘熏香肠。
这根香肠有点儿像被劈成两半的牛肉小香肠，浇了一层特制的芥末醬。
我拿面包把盘子里的油和芥末酱抹得一干二净，慢慢喝啤酒，到酒已失去凉意时便一口喝干。然后又要了一杯。
我想，我并没有发愁。我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写得不错，将来在美国总会有人出版的。我辞掉记者工作的时候满以为我的短篇小说能够出版，可是我寄出去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我当时那么自信的原因是爱德华·奥布里恩把《我的老头子》收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还把那一年的集子题词献给我。想到这里，我笑了，再喝一口啤酒。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收入集子。我又笑了起来。侍者瞥了我一眼。更可笑的是，奥布里恩费了那么大劲，结果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这是我的作品全部遗失后仅存的两篇小说中的一篇。那次，哈德莉把我的原稿都放进手提箱，想为我带到洛桑，让我在山区度假时修改。她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印稿全部夹在马尼拉纸文件夹里，放进箱子，结果箱子在里昂车站被盗了。这篇小说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把它寄给了某个编辑，后来又被退回来了。所有其他稿子都被偷走的时候，它正在邮路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