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当时我十七岁。站台上，全家人给我送行。我面前是一个大旅行包，还有一个硕大的行囊，用背包带捆得很紧，里面是我的衣物和一床新被子。
我妈站在一旁，又递过来一个书包，装得鼓鼓囊囊的。天气很热，我一面示意他们回去，一面把装满食物的书包递还给我妈，说：“北京什么吃的都有，用不着这些。”
事实上，我妈的担心，从我填报高考志愿时就开始了。我想读北京的学校，这让她隐隐感到不安。“为什么不报考南方的学校呢？”她总是轻声嘟囔，“听说北京的粮食供应里，还有四分之一的杂粮呢。”母亲是中学教师，对学生说的是艰苦奋斗、建设“四化”的大道理，但回到自己家里，她还是希望儿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母亲出生在江淮之间的六安，大学毕业时，为了爱情，和父亲一起来到皖东北的小县城教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皖北的吐槽，其中最多的是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
她总会用很长的篇幅，怀念大别山区我外公外婆家的小山村，风景有多秀丽，腊肉有多解馋，糍粑有多香甜，蔬菜的种类有多丰富，甚至连简单地用糯米面制作的饼子——糯米粑粑，都被她形容得神乎其神。要用什么样的米和糯米搭配，泡多久，怎么磨，怎么蒸，怎么放到石碓里面舂，最后要放到冬水里保存……说起这些来，她如数家珍。
其实我去过外婆家，小村子并不像母亲描述的那样山清水秀，外公家的房子也非常低矮，家中饭食的种类更是少得可怜。
童年的我认为，淮北平原无论从地形上、气候上，还是物产上、食物上，都比大别山区好。我小学的乡土教材里，有这样一首诗：“有人说它是南方，有人说它是北方，南方和北方手拉手，坐在淮河的岸上。”看看，南北适中，不冷不热，多好的地方啊。
不过，外婆的山村也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位于淮北平原的家里。每年冬、夏两季，父亲都会拿着包裹单去邮电局，在高高的绿色柜台后面，有外婆定期寄来的包裹。
夏天寄来的是一种茶叶，叫瓜片，味道奇苦，但非常耐泡。冬天寄的更多，咸肉、咸鱼、腊鸭、腊鹅，还有被我母亲称作传奇的糯米粑粑。
外婆家的糯米粑粑是一个个实心儿的、呆头呆脑的圆坨坨。将粑粑简单蒸一蒸，立刻会变得软糯，蘸上白砂糖，可以直接吃。我妈还喜欢将粑粑切成块，放在菜汤或肉汤里煮，口感也不错。即便是用火钳夹着它，在灶膛里轻轻地烤一烤，也会散发出奇异的谷物的香气。
每次看到孩子们吃粑粑时，流露出对食物的渴望，我妈都会特别得意，并为她是一个“南方人”而深深自豪。南方富庶，北方贫瘠，这是我妈的逻辑。
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一个十七岁的高中毕业生的选择。这一年的九月，我到了北京，在崭新的环境里开始了大学生活。
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开始感到哪里不对，刨除想家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食欲不振。按说，北京广播学院的食堂在北京高校里算做得不错的，我和同学也偶尔凑份子“进城”去吃北京的馆子，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平复我对家中食物的思念。
一个人只有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理解，所谓的故乡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人群和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味觉习惯显然也是故乡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有一个科普作家朋友，叫土摩托，他对美食家笔下所谓的“故乡滋味”，或者“妈妈的味道”这样解释：除了人在童年时代养成的味觉习惯，每个人消化系统的菌群都像自己的指纹一样，有着独特的组织方式。长时间吃惯了一种或几种食物，肠道的菌群就会相对固定下来，只要遇到类似的食物，就能熟练地进行各种分解，而遇到陌生的食物，它们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会闹情绪。
在北京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的肠胃一直在闹情绪，直到我寒假回到家，报复性地吃喝了一整天，世界才逐渐安静下来。
等再次踏上去往北京的列车，我的包里已经塞满各种故乡的食物：烧鸡、酥糖、腊鹅，还有我妈特地装的糯米粑粑。
说到这糯米粑粑，还有一个小故事。大学同宿舍有一个维吾尔族同学，看到我挂在床头网兜里的粑粑，几次欲言又止。后来，他终于说：“这个东西，我听说是大油做的……”其实，外婆家的粑粑是纯素的，除了米，没有添加任何别的东西。不过为了维护我们的友谊，我决定改变每天消灭一块粑粑的节奏。
与别的同学分享吧，一来舍不得，二来别人也很难理解其中的美妙。那天晚上，我买了点大白菜，和着方便面的调料，煮了一饭盆汤，把剩下的五块粑粑全部放进去，并且全部吃完，撑得我直翻白眼。
至今想来，十七岁那年的离家，是我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它让我切实感受到一个叫故乡的东西，不仅从心理层面，也从生理的层面。与此同时，我开始主动尝试和接纳更加丰富的食物，要知道在读大学之前，我甚至不能吃辣椒。
假如没有十七岁的远行，我现在是否也会像我妈一样，成为一个口味界线非常清晰的人呢？我真的说不准。
后来，我成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这一职业需要我不停地与人打交道，而食物恰好是人与人交流最便捷的媒介。为此，我不得不带着好奇心，品味各种匪夷所思的吃食，渐渐地，我变成了一个“世界胃”，可以出国十几天不吃一顿中餐，心安理得地享用几乎所有的当地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