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的，我变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这就“抖”了起来，会议坐前排，作文有约稿，动辄在报上、电视上晃晃。随之而来的是，即便逛商场也能招来四周异样的目光。
小摊上买零用物件、菜蔬小吃什么的，贵贱买了就走，不敢争价，怕小老板认出自己“尊范”，怕出逸闻。
有一次到公园划船，带妻女登舟挥桨，岸上忽然有眼尖之人指着我说：“那是二月河——写《康熙大帝》的！”
他这一提醒，许多人也都认了出来，三五成群，手指目睨，评头论足，像是在看动物园新到的一头大河马。我心里紧张，目光张皇，鼻尖出汗，桨也不听使唤，只好挈妇将雏，弃舟落荒而逃。这固然是一种风光体面，然而我受不了。为了某些鲜花和微笑，浮名虚利，掌声和桂冠，丢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抛却恬适悠游的天性，连嬉笑怒骂发脾气和温存友谊敦于爱，都要锱铢必较，或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众人。若将这些放在“心秤”上一称，我立即觉得不划算。
虽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仔细考审去，大英雄固然极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见扬子江上樯橹如林，舟船似梭往来，对随侍的圆空和尚说：“好多的船！都航到哪里去呢？”
圆空回说：“老衲住锡在此，每日只见两条船。一条名船，一条利船。”
乾隆对此回答大为赞赏。
这位大师算是有思想：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这两条，大抵说得不会太差。只难为老和尚在码头上望河悟禅，竟能对世情参详得如此透彻。
然而，若是站在一个更宏观、更世俗的角度，求实地看，这个说法又不准确了。为名缰利索所缚的，大抵只有商场、文场两种人以及与此类人相关的人情事物。那些蟄居穷乡僻壤，“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妇，谋一箪食、一瓢饮的艰辛劳作人，是否可划为图名逐利之徒，大可值得怀疑。
可否这样说，大多数人图温饱、图小康，这叫“生存场”;一小群已不忧生存者，出而竞争，是谓“名利场”。“生存场”中的人挣扎出来，进入“名利场”者尽有，从“名利场”败落下去，回归“生存场”，或者隐藏深山野林当隐士，吃“名利场”留下的利息的也不少。
这里很难“全面阐述”其中的升降沉浮，也很难对各个位置、种种态势厘清类别。单就“名场”里就分了“宦海”“文场”“艺场”等等，还有各个场都有的红角黑角、幕前幕后、帮忙帮闲，诸此种种不一而足。里边各角色况味不一，就如文章开头说的，“做人难”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件外观不甚雅，其实十分柔软舒适的旧棉袄转悠，比如领纽未扣便打了领带，比如一身西装却配平底布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人月旦评，你说会很好受吗？
“生存场”的人会说：“我乐意。”
我听贫贱之交说过，不加解释，只是莞尔。这毕竟是一种富贵愁，有点像达官贵人发愁没时间写诗，吃惯了鱼肉想一口老咸菜，宾馆里住腻了向往鸡鸣犬吠的乡间农舍。
《梦溪笔谈》中讲一个得意的“红翰林”，他给皇帝起草诏诰，写了几稿都未能使圣上满意，沮丧出朝，见一个穷叫花子在墙根下晒暖捉虱子，非常悠闲，无忧无虑。这个翰林就欣羡得不得了。但他毕竟没有放弃他的官位去讨饭，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几部书的著作权去拉板车。就人类本来的面目而言，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的愁，穷有穷的愁，如此而已。
二者皆愁，就一样了？没有那回事。功名富贵、天球河图、金人玉佛都归有权势者和富贵风流名士所有，尽管有“愁”，也还是趋之若鹜。若穷了，就叫“穷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问题，那一点悠闲潇洒自在，在饥肠辘辘中恐怕也“抖”不起来。
尽管如此，在谋到一定的稻粱，有一份稳定的衣食，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屋里的潦倒人。我还没有修炼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但觉得目光多注视一下底层引车卖浆之辈，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态更像个人，二是更能安贫乐道。
文人也有这个级那个级，被名利枷锁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趋上，蝇营竞奔。
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已经有人说我“狂”，按我自己的说法，是“嚣”。我以嚣避嚣。而嚣以为应该嚣嚣相通，既不相通，避嚣也就成了嚣。这本是一种自卫——是脆弱无力的表现，反被视为嚣张，用一句文言，即“其可怪也欤”。
之所以“避嚣”，除了觉得太费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众人”。无论事业成就大小，在人前总谦虚“哪里哪里，不敢不敢”的，左右不过是这一套，真要“不吝赐教”起来，没有几个不色变的。
和特别杰出的人不好打交道。交个阮籍那样的朋友，一句话说错，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头厌与人语，就翻白眼儿;就是李白，让你给他脱靴磨墨，恐也使人不堪忍受。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诗才豪放，你读读他的《与韩荆州书》，还有一股可怜兮兮的媚气。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论道，真有敌人雄赳赳打来，没准儿他就先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