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以人为参照，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说起来，似乎南方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北方人较为遵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降雨量偏多，云、雨当头时四野茫茫，如果行人没有随身携带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多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再比方说，北方平原地较多，建房不常受到地形限制，可以建得四向方正，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地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街市的模糊和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化外之地，如今到海口看看，尽管这里地势平坦，并无重庆式的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很少有直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种种偏门和曲道，很适合隐藏神话、巫术，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自由和活泼，是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种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规规矩矩、一栋一梁地不越雷池，严格遵循天理与祖制。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合。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某些宅院与北方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比如有一些耳房和偏间，可供主人安置男仆和女佣。这些宅院也是很讲究家庭和合的，有东西两厢，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庞大的宗亲体系，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大团圆。在那大堂里正襟危坐，上下分明、主次分明的感觉油然而生。倘若在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免不了一种陶潜式的淡然和曹雪芹式的伤感——中华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宅院里浅吟低唱。
这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族开始解体为小家庭，小家庭又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这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显得十分多余。要是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更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涨，很难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外国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拓展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统一着每一座城市的面容和表情，不分南北地绘制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着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讨论同样的流行话题，制订同样的购物计划，拥有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些人说，儒家促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品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像同一座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多已习惯于一边吃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轰鸣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雪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是身后寂寞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