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真想起去年看过的一本书《芬兰人的噩梦》，她和高丽林分享了这个故事。“芬兰人的白日梦：一辆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一部只有自己的电梯，一种不需要打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打扰的生活……”这让处于紧张状态下的高丽林感到放松。她慢慢向潘真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是某家旅游公司的行政人员，她最大的恐惧是在公共场合汇报工作进度。即使那些数据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但只要站在台上，她脑海里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级领导视察工作的大会上，高丽林拿着手稿的手在发抖，声音已经变调，可想而知那一次汇报是多么惨不忍睹，因为说错了很多重要的数据，她最终被点名批评，差一点丢了工作。
覃宇辉告诉我：“焦虑障碍分为特定对象恐惧症、社交焦虑障碍、场所恐惧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等。像高丽林的恐惧便是对某个特定情景或场合的恐惧。只要他们不面对所恐惧的场景，别人是看不出他们患有焦虑障碍的。”
第二次线下互助，潘真只约了高丽林。她觉得高丽林现在的状态适合一对一突破，因为她是在公共场合才有恐惧。这一次高丽林放松了许多，她告诉潘真自己患上这种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学的时候，被班主任当众羞辱过。因为我回答不上来一道题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语言侮辱了我，我还落得一个难听的绰号，只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就能听到同学们在背后小声喊我的绰号。”在社交焦虑障碍的形成过程中，曾经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后每周，潘真都会约高丽林吃饭，让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日记，或是找一个会议室让她演练平常汇报的文稿。反复几次练习后，高丽林的表达顺畅了许多，这超出了潘真的预期。社交焦虑障碍症患者可以互助吗
社交焦虑障碍症患者线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吗？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潘真的脑海中。加拿大圣·约瑟夫卫生保健研究所焦虑症治疗与研究中心主任马丁·M.安东尼所写的《羞涩与社交焦虑》一书中，曾提到过社交焦虑障碍治疗方式中团体疗法的优势。“团体疗法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其他有相同问题的人，这样患者既可以从其他人的失败和成功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团体治疗给患者提供机会，让他们接触参与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对治疗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就此，我向覃宇辉咨询了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说：“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社交焦虑障碍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很关键，如果方式不当，极易激活焦虑感，导致病情加重。”
覃宇辉跟我详细讲述了在治疗社交焦虑障碍时使用的暴露疗法、系统脱敏法，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主流的治疗手段，能有效地控制社交焦虑障碍者的病情。对来访者深度了解之后，医生会专门制定一套符合其产生社交焦虑障碍的刺激等级。一般来说，刺激分为15个等级。通过鼓励患者进入让他感到恐惧的情景，接受1级刺激适应后再进行更深度的2级刺激，以此类推。在持续的刺激下，患者会发现虽然感到异常恐惧和害怕，但他们所恐惧的灾难并未出现，最终使患者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
潘真的自救过程让她对社交焦虑障碍的起因和治疗方式有了一定的认知。在社交互助群里，她每天都会发送关于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报告，让每个人正视自己的问题。在确定线下互助人选之前，她会公布每一次线下活动的主题。潘真的主题活动分成动静两类：一類是阅读会和观影会;另一类是瑜伽或冥想。最后留给大家一些时间，表达当天的感受。
覃宇辉说，目前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调查。但是综合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很高，年患病率为2.6%～7.9%。由于国人对该病症普遍认识不足，大量病患被轻描淡写地认为是“胆小、内向”而未受到重视，导致对病患数量的估计趋于保守。
潘真告诉我，在她主办的20多期活动里，共有22名线上成员参加，其中有8人多次参加。她说：“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帮助多少人，这就像是黑暗中的灯塔，给予一定的指引总归是好的。”
（本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