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知道，时尚能干、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过去所有的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
后来，我作为心理治疗医生，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这些来问诊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在无意中将早期被伤害的感觉移情到我身上，然后我再给出不同的回应。完美父母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美丽聪慧，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说她感到极度空虚。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满。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履历、体面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人。
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感觉自己“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这个问题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
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
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各派学说纷呈，难有定论。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与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与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希望孩子未来成为充满幸福感的成年人。
“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
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
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
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儿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时，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
他说：“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倒，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事实上这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他先适应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他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向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