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喀则3年，最能写在我们功劳簿上的，是成功帮助医院升级为三甲医院。
当时，中组部给上海布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3年时间，帮助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通过三甲评审。
我们拿三甲医院的600多条标准逐一比对，得出的结论是，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最多只能算是二乙水平。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了，只能干！
一开始部分领导对于三甲医院其实有点误解，认为只要房子造起来，设备进去，人员进去，就创建起来了。我们反复沟通，强调这只是基础，最重要的是流程规范，管理水平、科研能力等都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
2017年整整一年，我们的压力全在“创三甲”上。
首要任务是提高医疗水平。过去，这里的医生也会外出进修，一去就是一年，回来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精。我们改变了这个模式，把进修期缩短到3个月，每个人出去的目的性都很明确。比如你出去是学腹腔镜手术的，那你就在对方医院跟着最好的医生学，3个月后回来，你就应该是腹腔镜手术方面的专家。
医生本来就少，能出去进修的更是少数。我们就想了另外一招——在日喀则办医学论坛。前后一共办了5届，每一届都由我们出面邀请两三百名专家，再办20多个分论坛，一办就是一个月。
新技术学到手了，还要检验成效。从2016年9月开始，我召集所有科室的主任，开月度医疗点评会，拿14张表格、100多项数据来考核他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把所有科室批评了个遍，全场鸦雀无声。后来院长告诉我，这些科室主任都蒙了，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会开完以后，我们拿着数据一个个科室找过去，给他们提供解决方案。第二次开会的时候，等我讲完话，所有主任都在鼓掌，因为他们知道，指出问题是为他们好。现在他们都学会了这套流程，每个月自己开会，不需要我来牵头。
通过各种努力，这里的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一年门诊量达到20万人次，而日喀则城区常住人口还不到15万。手术量从过去的3000多台增加到7000多台，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从14天降到10天，这在整个西部地区都很少见。后来，拉萨的好多病人都跑到日喀则看病，拉萨发往日喀则的火车也从一天一班增加到了一天三班。
2017年11月底，“大考”来临。由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组，经过3天考察，打出了高分。尽管卫健委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我们心里有数，“创三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知道分数后，我们的藏族医生齐刷刷地跑到医院前面的空地上，手拉手跳起了锅庄舞。护士长走过来，和我们挨个拥抱，最后自己跑去蹲在一个角落里抱头痛哭。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援藏的23个兄弟，有一半人病倒了，包括我在内，大家过了将近两周才慢慢恢复过来。五
2019年7月21日，我结束了3年的援藏任务。几个同行的兄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回，一个兄弟借着酒劲告诉我，家人和同事都以为他去西藏纯粹是援助别人，其实并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更多，不管是能力、心态，还是坚定的信仰。这句话，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同身受。
与大家分享援藏感受的同时，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让我不能释怀。
医院有一个18岁的藏族小姑娘，家境很不好，兄弟姐妹多，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她争取到一个扶贫岗位，在医院里做清洁工，补贴家用。
2018年，她突然肝出血。一开始医生判断是包虫病，但手术时发现是肝癌。我们马上给她做了二期手术，切得很干净。小姑娘没休养多久，就想回来继续工作，因为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我们拗不过她，给她安排了比较清闲的电梯工岗位。同时，我们建议她做肝静脉化疗，并帮她联系了华西医院。
遗憾的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她自己又缺乏认知，就一直拖着。2019年2月，她的肝癌爆发性复发，肿瘤扩散，即便她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意志，也为时已晚，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我反复回想这件事，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一直说西藏的肿瘤发病率不高，其实不是，而是很多肿瘤患者被漏诊了，漏诊的原因是对肿瘤预防和治疗的普及度不高。所以，今年我向西藏大学提出申请，要开一门肿瘤学的课。另外，我还申请要带肿瘤学的研究生，近期就准备去落实这件事情。
我很感谢我的太太，她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她说，援藏3年，眼睁睁看着我減掉了30多斤体重，简直是喜出望外，她觉得我还有减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