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33岁的肿瘤外科医生龙子雯，离开上海前往西藏日喀则进行为期3年的医疗援助。他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科主任医师，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先后担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和医务科主任等职务。
记者近日采访了刚结束援藏回来不久的龙子雯。为更真实地展现被访者的经历和感受，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一
2016年4月的一个周五下午，我接到援藏任务。医院要选派一名医生去援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为期3年。
3天前我女儿刚出生，领导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给我3天时间考虑。我说不用，打两个电话就行，一个给我父亲，一个给我太太。
出乎意料地，他们都表示支持。尤其是我太太，她也是医生，知道医疗援建的重要性，她说：“你是党员，组织需要你，你就应该去，孩子我能照顾。”
2016年6月18日，我登上了飞往日喀则的飞机，同行的还有22位兄弟。我们23人组成了上海第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
日喀则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刚走下飞机的时候，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没力气。同时感觉胸闷，不自觉地大口呼吸，连行李都要接机的人帮我们拎。
缺氧引发的连锁反应很多，比如头痛、失眠等。我最明显的反应是腹泻，缺氧会导致肠道痉挛，吸收能力下降。
缺氧还会带来一个很难避免的损伤——记忆力下降。有一次，我从西藏回上海处理公务，在单位走廊上碰到很熟悉的同事，竟然一下子叫不出名字，只能傻乎乎地冲人家笑。
为了应对缺氧，我们23个人做了一个“对比试验”。以我为代表的一派觉得，应该加强锻炼，增强抵抗力，所以我们开始跑步、骑车，也尽可能少吸氧。另一派认为，应该采用“龟息疗法”，能不动就不动。
3个月后，我们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身体各项指标最好的，是一个跟我很要好的队员。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在房子里摆了50盆绿植，氧气管布到各个角落，平时在医院，也尽可能吸氧。
那次之后，我认怂了，我这一派全体采用“龟息疗法”。我们甚至还制订了内部小守则，比如禁止跑步，以慢走为主;晚上睡觉要吸氧;心跳一旦高于160，要马上报告;出现感冒症状，马上吃药……所有人都配了至少七八种药，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吃一大把药。二
每年都有援藏干部和在藏干部因高原反应而殉职，我们一方面为所有人做好医疗保障，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自己。
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救治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刚去西藏的时候，感觉那里的医疗技术比上海落后很多。举个例子，西藏的小孩得了尿路结石，有的孩子送过来时，整个肾脏都被石头填满了。
这个病在上海非常好治，做一个微创手术激光碎石就行。但在西藏，他们采用的是开大刀，划一个15厘米的口子，把石头一次性取出来，再进行缝合。手术后没有十天半个月，很难恢复。
我们从医院的仓库里翻出一台全新的弹道碎石机，是内地援建捐赠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用。弹道碎石相当于腹腔镜手术的前一代，但比开刀好太多了。划一个2厘米的口子，弹道打进去，通过气压把石头震碎，小便的时候排出来。手术做完当天，小孩就能下床，家长高兴坏了。
医疗管理水平則是落后的另一面。我们建了一个胸痛中心，专门应对心梗急救，这在上海已经很普遍了，从患者进医院到打通血管，放好支架，基本可以做到及时有效地完成。
而2017年年底，医院胸痛中心接到第一例急救患者，从患者送到医院，再到送进手术室打通血管，放好支架，竟然花了5个小时。而急性心梗救治中有“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的说法：如果在120分钟内手术，绝大部分心肌可免于坏死;如果救治时间拖得太久，即便暂时活下来，生命质量也会大大降低。
为什么？流程有问题。医护配合和技术配合还不到位，病人进来了，所有的医生护士一拥而上，血样没有及时送到心内科医生手上，放射科的机器没有提前开启，手术室的器械没有人准备，等等。
我们用了大半年打磨这些流程细节，把抢救时间从5小时缩短到1个多小时。目前他们从急诊室到手术室的时间已经能缩短到40分钟。三
尽管西藏的医疗服务水平不如华东地区，病人却是出奇的友好。
我除了临床工作，还兼着医务科的管理。说白了，就是处理医患矛盾。到医院的头几天，我专门调看了过去几年的医患纠纷记录。结果大吃一惊，一年连10起都不到。
我想，这可能与当地人的信仰有关。他们天生就有一种与人为善的信仰，所以，来看病的时候很听医生的话，会全力配合医生。
大概3个月后，我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医患关系带来的感动。一天半夜，附近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医院里一下子送来了十几个伤者，都是大出血，情况很危急。
我们23个人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迅速开了3间手术室，开胸的开胸，开颅的开颅，伤情稍轻的先做止血处理。通宵忙下来，虽然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有3个人没救回来。出了手术室，正想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突然，一大片人跪了下来，给我们磕头。
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在求我们再努力救一救，旁边的藏族医生告诉我，他们是在感谢我们。我一下子怔住了，病人没有救回来，家属却下跪向医生表达感谢——这是我从医近10年来，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