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廖智看来，有人为她创作一支舞蹈，让她可以因此多一些收入，这很现实，也是对她的帮助。这些人和那个帮她求生的男孩一样，不图回报。在那个时刻，廖智认为自己可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完成《鼓舞》，或许人们会从她的经历中看到另外一种诠释生命的可能：没有了双腿，我依然可以创造价值。
但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人，跪在鼓上跳舞并不容易，更何况当时廖智的双腿只经过了简单的截肢处理，残肢下还有许多突兀的骨刺。每次练舞前，她都会为双腿裹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纱布，可无论裹成什么样，训练结束后纱布都会变成“两包血”。
任虹霖看不下去了，主动表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预估。“要不就不跳了。”任虹霖说。但廖智依然坚持，顶着重庆夏天40℃的高温，在不吹空调、不让伤口感染的条件下，练了一个多月。
2008年7月14日，《鼓舞》首演当天，800人的场地座无虚席。从廖智亮相开始，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直鼓掌、叫好，直到节目结束。任虹霖站在台下跟着观众一起哭，他说：“这不是最好的舞美，没有最好的灯光，但一定是最好的表达。”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因为《鼓舞》，廖智成了名人，代表了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鼓舞人心的力量。2009年年底，她受灾区的一所学校邀请，去探望地震中重伤的孩子。那里的許多孩子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
廖智发现，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特别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而且不愿坐轮椅。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
廖智不愿看到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天下课后，她取下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说：“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从那天起，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
以往上课时，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但那一次，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直到下课后，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先在轮椅上落座了。男孩子们却看了看彼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廖智假装没看见，带着坐在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孩子们越玩越开心。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加入游戏的队伍。廖智说，他们忽然发现，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且很正常，“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很快乐”。
“一个健全的人去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廖智不一样。”任虹霖说，廖智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肢体残障的人：我们的条件是一样的，我可以做到的事，你也可以做到。站起来，走出去
廖智知道，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
廖智接触过一个家长，因为孩子是聋哑人，家长从不带他出门。还有一位妈妈，孩子的听力没问题，只是天生没有耳郭，可妈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说过“恨不得从来没生过这个孩子”。
“这些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廖智说。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少，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中国的残疾人有8500万。
当大部分残疾人不愿出门时，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作异类。
廖智的朋友文壹阳记得，第一次和廖智见面时，她穿了一条短裤。文壹阳之前和她在网上有过交流，了解她的故事，对她的腿很好奇。但他只敢看她的脸，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体，只能趁低头拿手机时偷偷瞄两眼。“我很尊敬她，不想伤害她，但我不知道是看她的腿比较好，还是不看比较好。”文壹阳说。
汶川地震前，廖智从未在生活中见过穿戴义肢的人，现在，她想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会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残疾人群体缺乏了解，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见不到，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
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在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穿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这就跟戴眼镜一样，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关注，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人会因为你戴眼镜而多看你两眼。”廖智说，自己从那时开始去掉了义肢的肤色外壳，穿上一条短裙，就出门逛街了。
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疾人的聚会，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再一起尝试着解决问题。他们想到的方法，是在国内推广残疾人和健全人“共融”的理念，比如在网上帮助残疾人创业、举办由残疾人主导的时装秀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残疾人找到自身价值。
“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说，“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也是在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