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业很早就意识到采用集装箱会给货运业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但是要真正全面采用这一新技术，需要克服来自劳工方面的阻力。事实上，推动航运业这次重大变革的，并非创新者，而是一位很有前瞻性眼光的商人麦克林——他抓住了一场历史的机遇。
20世纪60年代末，美军陷入“越战”泥潭，不断往越南增兵之后需要运输大量补给。当美军向商界询问谁能提供更有效的物流支持时，麦克林毛遂自荐，推荐采用集装箱。而集装箱被证明在一个整合的物流系统（整合了火车、航运和卡车）中最有效率。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讲完。大量码头装卸散装船的熟练工人面临失业，怎么解决？最终的妥协方案是让港口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效率和吞吐量激增的同时，对既有的熟练工人给予保护，被称作额外照顾。这种额外保护规定，码头按照集装箱货轮出现之前的工人总数雇用工人，即使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仍然要确保他们不会失去工作。类似的做法在柴油机车取代蒸汽机车时也是如此，英国的铁路在同一时期就曾经规定，在使用柴油机车之后，仍然在车上设立铲煤工的职位——也就是给锅炉加煤的岗位——即使柴油车不再有锅炉，也不再需要加煤了。两个类似的规定，都给那些因为科技变革而失去工作的技术工人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缓冲期。如何预测工作的未来
预测工作的未来，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未来不会是现在的改进版或者增强版，一台电脑绝对不是一台更好的打字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用线性的思维来预测未来，一定会纰漏百出。1894年《泰晤士报》对马车未来的预测之所以谬以千里，就是用线性思维推想经济发展会带来马车需求的激增，从而导致满街的马粪无人清扫，卻没想到汽车因动力的提升完成了对马车的整体取代。
汽车因规模生产而变得价廉物美和在发达国家被广泛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是无论什么人在100多年前都难以预见的。比如汽车推动的美国郊区化运动给大城市的布局带来了根本性变化，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也催生了零售与连锁业的变革。可以说，汽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造出的全新岗位，是无人能预料到的。
第二条思路则是：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这是不是与第一条相矛盾？不是刚说过，别一看见键盘，就把未来的电脑想象成升级版的打字机吗？
事实上，的确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历史是不断重复的。比如加州关于无人驾驶运输车辆行驶的规定就和150多年前的“红旗法案”类似。法律规定无人驾驶汽车需要有人在旁边监督，需要插上红旗来标识它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2016年伦敦两万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优步给他们带来的生计上的困难，就和200年前卢德分子在英国制造的骚乱类似。伦敦出租车司机指责优步司机“不专业”“不安全”，这恰恰代表了“技术+全球化”给职场带来的“不公平”的感觉，和卢德分子指责自动纺织机抢了有经验的手工织工的饭碗如出一辙。
两条思路都直指一个预测未来工作的关键点：不要去保护职业岗位。在科技变革面前，旧工作被取代，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司空见惯，却很难准确预测。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保护劳动者，为他们构建避风港。职场虽然要更灵活，但是在工作中有保障对于劳动者适应变革最重要。
面对科技带来的变革，全社会都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态度。科技变革会给商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一味去阻碍变革是不可能的，但变革也一定会带来苦痛。关键问题是，应该由谁去承担变革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和失业的苦痛？怎么才能让更多人，至少让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共同分担变革的成本。
从这一角度去看“红旗法案”，就不难理解它其实是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道路上人为设置路障，它所采用的规定岗位和限制速度等方式，看起来是阻挠先进技术的采用，但又何尝不是在保护马车车夫既有的权益。同样，无论是额外照顾法案，还是保留锅炉工的岗位，本质上都是通过制定法规的方式，确保不只是由劳工来承担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失业痛苦。
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保障，在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中将更加困难，因此也更加重要。在当下，颠覆既有的工作模式，用机器取代人工，注定可以盈利。创造新工作，尤其是那些未知的工作，却很难确定有利可图。或许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对公司宗旨的重新定义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近200家大公司的总经理都赞同，股东利益不再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的社会，需要从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