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一给医务人员办学习班，教他们如何在更早的阶段判断常见的高山病，与死神抢时间。吴天一和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认为，共济失调是高原脑水肿的最早症状，表现为走路摇摇晃晃和一些精神变化。而在传统观念中，将头痛、呕吐或者昏睡、昏迷作为诊断标准，会极大地延误诊断。
在修建青藏铁路可可西里段期间，有一次，有个工人在医院门口晃来晃去却无法跨进医院的门，医生立即认出这是吴天一讲过的“共济失调”。病人因此被及时送往海拔更低的格尔木医院接受救治。
待在高海拔的地方并不轻松，这对谁都一样。长年行走在高海拔地区的医学研究者并没有得到自然环境的“特殊照顾”，头疼、心跳加速、心音低等缺氧反应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吃住条件也简陋，在海拔5000多米的村子里，整支队伍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有队员在夜间睡觉时，耳朵里爬进了一只大屎壳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研队里有的人得了慢性高山病，有的人已经去世了，“但他们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就”。“我们研究这个，必须首先自己体验缺氧，才能获取预防缺氧和治疗缺氧的知识。”吴天一说。
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阿尼玛卿山考察，吴天一带领的中国科研队在登山的同时，也拿自己做实验。到达海拔5000米以后，他们每上升50米，就对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对氧气的利用率等数据进行记录，以检测应激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在海拔5620米处，他们建起了特高海拔高山实验室，获得大量高山生理资料。
加上前期准备，吴天一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的山脉间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双眼因雪地反射和强紫外线患上了白内障，不得不植入晶体治疗。
即便如此，吴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称为“人间科学的天堂”。他和队员们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具备“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地震的当天，75岁的吴天一立即组织了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医疗队，准备好药品和汽车，要奔赴地震现场。青海省卫生厅的工作人员觉得他年纪大，又是院士，就拦下了他。吴天一掉头去了省政府大院。“我就说两句话。第一，我是研究高原医学的，我必须去;第二，我现在就走，救人如救火。”他拉着领导从办公室的窗户向下望，“这些都是我们医疗队要去的车，我们马上就得走。”
震区平均海拔约4500米，吴天一做研究的时候去过很多次。在救援中，他早上5点起床，夜里11点回到帐篷。他发现从其他省份来的医疗队队员在高原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要“救援救援者”。“路上的医疗队都撤回去，灾区（医疗队）已经饱和，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这次救援任务。”他对从北京来的官员说，“其他省的医疗队下撤到海拔低的地区，等重伤员运出灾区到达低海拔地区后，再请他们发挥作用。”玉树救援之后，他立即开始总结高原医疗救援的特殊性和对策。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近50年，他再一次将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成果推到了世界面前。
2004年，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和低氧生理学术大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便是确定慢性高山病的国际诊断标准。此前，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秘鲁、智利等11个国家的学者都在争夺这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因为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地位，也是一种科学上的荣誉。”吴天一说。
会上，吴天一代表中国高原医学专家组发言。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个慢性高山病的标准是最佳标准，把它拿到人群里去检验，看它的患病率、发病率是多少，得出来的数据是非常精确的。”此前的7年，他和团队开展了慢性高山病标准的针对性研究。他们以大量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资料为基础，得出慢性高山病的记分量化诊断标准。
最终，这一方案被接纳为国际高山医学会的国际诊断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全世界都按这个标准来诊断慢性高山病。
“在国际医学界，以中国学者的提案作为国际标准，这是第一次，因为诊断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其他疾病，都是用人家的标准。”吴天一说，“我不是说我很厉害，厉害的是我背后的青藏高原。”吴天一直言，他希望自己这代人能帮孩子们认识到，青藏高原是块宝地，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
吴天一的研究还在向“特高海拔高山”前进。在他看来，“我国的高原面积这么大，还有很多新的任务等着我们完成”。
他也想着，2020年，川藏铁路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到时将有10万名修路工人来到沿线高原，医疗保障工作更复杂、难度更大。同时，每年约有1亿人从低海拔地区来到青藏高原参加建设、旅游，或者从事经商、科学活动，以及国防建设，所以一定要解决人们的高原适应问题。
“青藏高原还是一片处女地，很多问題是未知数。所以在这个地方只要好好做研究，都会取得很大的成果。”吴天一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高原医学事业，愿意到青藏高原工作，“我们中国在青藏高原的研究方面，在高原医学方面，在低氧生理方面，在高原人群的保健方面，一定会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