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感恩中医的，中医曾救活弱小无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块“妙手回春”的匾额，今生是挂在我的心里了。
我父母自由恋爱结合，喜得爱女，然不到一岁，婴儿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地抽搐，口吐白沫，病情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而濒临死亡的我，被甘美医院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家里“叮咣”响着木匠作业的声音，里屋躺着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中的场景。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寒酸、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边的黄公东街富滇银行宿舍，在一幢气派的法式洋楼前，挺有底气地“喊了一嗓子”，而后拘谨地走进我家，到小床前看这垂危婴儿。他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还以为“完了”，仔细一看，是平静了。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父亲拎起小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视为至尊的几位先驱，胡适、鲁迅，都排斥中医。究其原因，有因个人的经历而怀有厌恨的，也有因改革“旧文化”的意愿太迫切所致。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
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在现代史上，中医身影飘零。在教科书里，大概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为政”，而非“医理”。
我插队的德宏，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地”。《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吃过“瘴疠之气”的大亏。直到从金鸡纳树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宁，疟疾才得到控制。我这个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疟员”，每天收工后把药片送到傣家饭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还没有唱响全国时，我参加下乡医疗队到滇南石屏县，趁机学习中医：上山采药，回来晾晒、焙治，管理药房。我对“脉象”把握精准，得到队里中医的赏识。“洪脉”“滑脉”“弦脉”都与文学中的意象相通，所以学中医是必须学好中文的。“把脉”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说不准病情的。我把脉时还发现了两位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出实情，若不调整处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不会高过自然，人要配合、服从自然。例如四季的饮食与作息，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也是万物的规律。这些思想不断深化，影响着我的人生。
2000年春，我到北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没有消毒的东西。”李政道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我到“金三角”拜访远征军眷村时，看到东南亚人民和华人依然崇奉中医，将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至宝。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里，开设有中医课程。然而在我们这里，中医院校总有种入“另册”的感觉。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到云南中医学院讲学，院长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多为贫苦学生、农民子弟，且多数是女生。
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将中药视为家常必备之物。谁家的抽屉里不收着几盒廉价的中成药呢，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谓功德无量。因为朴素，因为可靠，反而被轻视。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退缩到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对最不可能有疗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非常高尚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医与这个民族是休戚与共的。在那些著名中医的传记里，总有这样的故事：当无名瘟疫暴发，中医临危受命——这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灶架锅，熬药施救。民众们端碗喝药，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制的不同药方。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
自“神农尝百草”到我们那些历历可数的家珍——《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中医历千年护佑着这个民族。世界许多地方，瘟疫与逃亡让一座座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渐渐被荒漠湮没，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