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日，邓维桢写信给我说：“和这么多人为敌，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这不只是敌人多而已，许多朋友会因你树敌太多而不敢和你做朋友。”不过，从戏谑的角度看，我这种四处树敌的作风，岂不也正是检验“朋友”、验明“朋友”的好法子？如果“朋友”是这样伪善、胆怯、骑墙、闪躲，这种朋友，也真可有可无了。
我常笑自己说，别人整天搞公共关系讨好人，我却整天破坏公共关系批评人;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窝窝出现，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我真“阔”得很呢！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因为我争是非、不讲俗情、不肯做乡愿。我的敌人十有八九都是小人，如果我的朋友不勇于做君子（战斗性的君子），不敢和我做朋友，我觉得我该就此人我两弃，也不错啊！
王尔德说：“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即便他这种严格的择友标准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该改为：我疏远了他们，他们仍挺身而出站在我身边，这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看来我標准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