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每每回家，都携一身淡淡的海腥味。这个深谙海洋之深广与动荡的人，从来不会在家逗留很久，船才是他漂浮的陆地。
那艘木帆船，是父亲海员生涯的起始站。木帆船凭风行驶，靠岸时间难以估算。比起身体遭受的痛苦，精神上的绝望更易令人崩溃——四顾之下，大海茫茫，帆船在浪里翻腾，食物在胃里翻腾，跪在甲板上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尽了，停泊却遥遥无期。吐到几乎瘫软也得顾及船员们的一日三餐。木帆船的厨房设在船舱底部，封闭、闷热、幽暗，父亲一点一点地挪过去，船颠簸，脚无力，手颤抖，连点煤油灯都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他強忍身体的极度不适，淘米、洗菜、生火，实在受不住就蹲下来，靠在灶旁缓一缓，或喝下一碗凉水等待新一轮的呕吐。吐完再喝，喝了又吐，如此循环。
边吐边喝边干活是父亲那个时候的日常。
父亲跟我聊起这些时，一脸的云淡风轻，他说这是每个海员的必经之路，晕着晕着就晕出头了，一般熬过一年就不晕了。
也因为有这样一位海上的父亲，我跟弟弟从小的物质条件算是相对优越的。小岛闭塞，交通不便，父亲带回来的东西，都是那么稀奇。
荔枝最不易保存，却是我的最爱。那会儿船上没有冰箱，父亲每次去海南就会多买一些，装进篮子，挂在通风的地方。到家需驶行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他每天仔细地查看、翻动荔枝，捡“流泪”了的吃掉，将还新鲜的留着，几斤荔枝到家后往往只剩十来颗。看一双儿女吃得咂嘴弄唇，父亲不住叹气：要是多一些就好了。
父亲走出木帆船的厨房，是3年之后了。其时，木帆船已老旧，父亲被调到了机帆船，锚泊系岸、海面瞭望、开舱关舱、手动掌舵、柴油机维护等等，他早做得得心应手。船上经常会为争取时间连夜装货卸货，寒冷的冬夜，父亲和其他船员奋战在摇摆不定的甲板上，分不清劈头盖脸而来的是大雨还是大浪。一夜下来，他们原本古铜色的脸被海水、雨水泡白了，皱皱的，像糊上去一层纸。脱掉雨衣后，一拳头打在身上时，衣服上就会滴下水。
那是父亲海员生涯里的第一次生死历险。夜里11点多，父亲刚要起来换班，突然听到一声天震地骇的“砰”，同时，整只船像被点着的鞭炮似的蹦了起来。父亲的脑袋嗡嗡作响，五脏六腑都像是要跳脱他的躯体。触礁了！他在第一时间冲了出去。船体破裂，过不了多久，海水将汹涌而入，将他们卷入巨腹。全体船员命悬一线。
船长紧急下令，把船上能漂浮的东西全部绑在一起，必须争分夺秒。
父亲跟着大伙疾速绑紧竹片木板之类，制成了临时“竹筏”，紧张忙乱到来不及恐惧。
待安全转移到“竹筏”上，等待救援的父亲才感到后怕。环顾四周，大海浩渺，黑得像涂了重墨，望不到一星半点的灯火。彼时正值正月，寒夜冰冷刺骨，带着腥咸味的海风凌厉地抽打着他们的躯体，父亲的额头却不停地冒汗。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绝望越来越深。老船员们不断地给他打气：一定要牢牢抓住“竹筏”，掉进海里就算不被淹死，也会被活活冻死，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就绝不放弃。幸运的是，天亮时，有一支捕捞队刚好经过这片海域，救起了他们。家人的牵挂
多年后，父亲早已被各种大大小小的惊险事故磨炼得处变不惊，而对于留守岛上的人，担惊受怕却从未停止。苍茫大海里不明所向的船只一再成为令我们惊慌失措的牵挂。
每到台风天，母亲都会面色凝重地坐在收音机前听天气预报。我跟弟弟敛声屏气，每一个字都似渔网上的铁坠子，拖着我们的心往下沉。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无措的母亲跟着别人去村委会，去海运公司，那里的单边带成了大家最大的精神支撑。随着单边带的嘶嘶声，话筒不断地捏紧放开，代表船号的数字一个个呼出去，来自茫茫大海的信息一个个反馈回来，我们便在一次次的确认中获得慰藉和力量。
我见过父亲在陆上生活的百无聊赖和郁郁寡欢。父亲所在的那艘2600吨的大货船，货舱高达四五米，进出都必须爬梯子。几次爬进爬出后，不知道是不是体力不支，父亲竟一个趔趄滑倒于货舱底部，导致手臂骨折，被送上岸休养。待在家的父亲看起来羸弱而颓废，埋头从房间走到院子，又从院子回到房间，一天无数次。他三番五次打电话给同事问船到哪了，卸货是否顺利，什么时候返航。他像条不小心被冲上岸的鱼，局促、焦躁、魂不守舍，等待再次回到海里的过程是那么煎熬。
就休息了一个航次，还未痊愈的父亲便急吼吼地赶回船上。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咬牙道：“这下做人踏实了。”
我时常想起那个画面：水手长父亲右手提起撇缆头来回摆动，顺势带动缆头做45度旋转，旋转2到3圈后，利用转腰、挺胸、抡臂等连贯动作，将撇缆头瞬时撇出，不偏不倚正中岸上的桩墩。船平稳靠岸。父亲身后，大海浩瀚无际，寂然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