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这种听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为新的医术，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坏掉的晶体吸出来，换上一片比隐形眼镜还要薄很多的人工晶体。
做完手术的父亲，安静地躺着，我在病床边，无用地站着。父亲那双大学时拉过小提琴的手，静脉凸起，密布的老年斑盖住了皮肤的颜色。
如果这病早些年生，父亲可能就已经是一位盲人了。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不安起来。博尔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尔赫斯不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我对博尔赫斯的了解，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父亲。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网站的弹窗一样，不管多么厌恶，它们总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
父亲脾气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在凌厉的母亲当家的那些年里，父亲就像一块软和的帘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胆寒的来自母亲的噪声。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家的编年史，节点都是父亲的病。
1968年，他29岁，身高1.80米，体格强健。他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大庆油田参加会战，对，就在“铁人”王进喜带领的那支队伍。他在那里和我妈——一个热爱文艺体育、积极要求进步的采油姑娘——结了婚。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烧不退，他住进油田前线医院，他不知道，输进他身体的药液，早已过期变质。这瓶药水直接要了他临床的另一个小伙子的命，而他带着一颗被严重损坏的肝脏，侥幸活了下来。那一年，我也来到人世，差一点生下来就没了父亲。
这个热爱古典音乐、俄罗斯文学、喜欢帆船运动的年轻人，自此之后，只剩下了一个身份——病人。
成年之后，我经常想，如果那瓶药水没有变质，我们家，我，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的母亲，极度争强好胜，如果没有一个永远需要照顾的病人拖累她上进，她的粗粝和暴躁可能不会那么彻底地被激发出来。而我，另一个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闪，可能根本不会生成。
无论多么完美的人生，总是有这种复盘的冲动。我在充分怜惜自己的时候，没有想过父亲，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墙，知道他还在那里似乎就够了。
现在，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着纱布。他在想什么呢？他已经75岁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可以想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尔赫斯一样成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也不会有一行诗句和他有关。
我不知道29岁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他一个人间歇性地在医院里躺上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内心会穿梭过什么。我记得的只是，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我就要拿着母亲做好的饭菜给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饭盒带回来。我还记得，母亲为了给他补身体，从农村买了十几只甲鱼，最小的可能还没有半个巴掌大。母亲是北方人，不会弄这些生鲜，她用一根筷子逗甲鱼咬住，然后抡起菜刀把甲鱼的头斩下，当鲜血喷射出来的时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厨房的地上，号哭不止……
父亲很久后才说，母亲炖的甲鱼汤，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腥得他恶心极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用书把自己和不喜欢的世界隔开，无论是数学课，还是稍有不慎就会扑过来的母亲。母亲的焦躁和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后通过书籍才推断出缘由，那是理性的计算和情感失联。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于撒谎。那是一个孩子的权宜之计，一句谎言能够把惩罚从中饭推迟到晚饭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饭。最长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记了什么原因老师让请家长，家长不来不许上课。连着三个早上，我神色镇定地背着书包出门，在一个工地的一堵砖垛后面，拿出书，读到放学的时候，再神色镇定地回家。之后的那顿暴打，实现了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是父亲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车站，去了我好几个同学的家，不知什么样的灵光，把他带到我藏身的砖垛。父亲说，母亲打你不对，但她是爱你的，你跑了以后她一直在哭。从家人口中头一回听到爱这个字，别扭到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