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第二章）(2)

    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儿，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儿也不难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刘峰拎起地上的一条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拣。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拣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

    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拣出去了，可行李袋一点儿没见小。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我们女舞蹈队二分队有四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四个包裹。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父亲给我带的。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让它盛装的无论什么都华美了。

    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忒紧，电影厂离城里远，咱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萧穗子让带的信投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了我一句，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说我还真说不清，头一回来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门来了，我纳闷儿他怎么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说，打听个招待所还不容易，你爸非得请我吃饭。我说会议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汤。他说四菜一汤有啥吃头，他要请我吃北京烤鸭！我告诉他会议代表不能随便离会，吃了午饭还要分小组讨论，你爸这才算了。晚上他又来一趟，送来这么个包裹。还非送我一条烟，我说我不会抽。你爸说让捎这么重的东西，三千里地，过意不去，问我不抽烟酒喝不喝。我说那更不会了。他又说，那你都说说看，你还不会啥？我看看还能不能找点儿你会的送给你。我说您就别客气了，不就捎点儿东西给萧穗子吗？是我应该做的。”

    刘峰把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急切和渴望做报告一样叙述一遍。跟他开导我的语调差不多，我那场历时半年的纸上谈爱暴露之后，情书全被缴获，刘峰在两所院墙之间的骑楼上找到了我。我手里拿了一根背包带，头顶上有根结实的横梁，多年前不知吊过军阀大户多少丫头小姐。他一把夺过背包带，说萧穗子你好糊涂。组织派他来挽救我，来得正是时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萧穗子，你千万不要悲观，背思想包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刻苦改造自己，大家还是会欢迎你归队的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就给大家看一个金不换！怎么样？”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写我转述的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把编造的话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在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

    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的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儿。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心酸。

    吃晚饭的时候，北京友谊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殊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访外代表团成员。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我父亲此刻的身份，大家可想而知。父亲是没那份权利的。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前线负伤之后，何小嫚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围了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就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