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与灾难同行。火山喷发、地震、海啸或飓风，自然之神的每一次震怒，都在顷刻之间将人类苦心经营的文明果实打落在地。灾难的形式复杂而多变，却无一例外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
而每一次“重建”，既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证明，也体现了大自然的慷慨与仁慈。正是在一次次的重建中，人们得以回到灾难的发端之处，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从“猫舞蹈症”到“水俣病”
起初，只是发生在村庄里的一些怪事，最先发出预警的是鱼。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水俣湾海面浮起大量死鱼和海鸟的尸体。
紧接着，村里出现大量病猫，它们一开始疯癫狂奔，继而纷纷跳海自杀，数量超过5万只。这一怪状，当时被称为“猫舞蹈症”。但那时，人类宁愿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诅咒。
很快就轮到人类自己。1956年，女孩田中静子和她两岁的妹妹相继出现口齿不清、全身痉挛的症状，最后高叫着死去。学者发现水俣湾海水中存在污染物，并将矛头指向日本氮产量第一的智索公司。
智索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将大量含汞的废水排入水俣湾及外围的不知火海。水生物食用后，污染物转化为剧毒物质甲基汞，再通过鱼虾进入人体，侵害全身。
同年，“水俣病”被正式确认。超过1万人罹患此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公害病。
但这只是开端，就像一名受害者后来回忆说的，水俣病表面上看似乎属于环境问题，背后却是文明的冲突。
起初，智索公司拒不承认排污致病，政府也不愿介入，因为对当时正狂奔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日本来说，“像智索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停工，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与此同时，另一场看不见的灾难正在人们心中蔓延：在水俣市，大量居民是智索公司的员工，而他们的亲友可能就是渔民。受害者与加害者共居。
甚至在发病之前，他们都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人。政府、企业、患者和市民各有各的想法，人们不知该怎样面对彼此。
一场环境灾难，演变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政府最终认定水俣病的污染源和致病原因。次年，企业与政府共同启动了对水俣病受害者的一系列认定与赔偿工作——此时，距离第一例水俣病患者田中静子去世已经过去12年。
重建，是从人们愿意转过身来面对真相的那一刻开始的。
从1977年至1990年，企业与政府出资，对水俣湾底层约150万立方米的淤泥进行清理，并建成生态公园。1990年之后，政府兴建水俣病资料馆，由水俣病患者直接讲述亲身经历。
“重建水俣”逐渐成为市民的共同意愿。在这个曾经被称为“污染源”的地方，幸存者再也无法下海捕鱼，转而开垦出橘园和红薯田，尝试摆脱农药，有机耕种。他们曾深受其害，因而比任何人都渴望向这个世界提供安全食品。
此外，以水俁市民为主体，当地制定了20种垃圾分类的规定。而曾经以向海洋倾倒毒物出名的智索公司，研发出了新的废水处理技术。
2006年，水俣病发生50周年。人们树立了慰灵碑，上刻碑文：“不知火海的所有灵魂，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安息吧！”
这场灾难促进了日本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和本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也促使日本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渐渐向绿色环保国家转型。
但对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肉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痛楚，始终如梦魇般在一呼一吸间挥之不去。十亿牡蛎重建未来
相比公害病这类矛头直指人类行为的灾难，面对飓风、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和气候时，“天灾”与“人祸”之间的界限显得暧昧不清。灾后重建也因此更加考验人类的诚实、勇气与远见。
2012年10月30日，飓风“桑迪”横扫美国东海岸，造成150人丧生、800万户家庭断电，60多万套住房被摧毁。风浪裹挟着海水，灌入平日里纸醉金迷的曼哈顿。桑迪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风暴之一。
科学家认为，“桑迪”异常转向侵袭美国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海冰融化，从而改变了大气的流动。
要解决这背后的生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单个国家能力范围内的事。但纽约人打算在自己的城市，从自身的行动开始努力。
在一系列举措中，最吸引年轻人的项目是“十亿牡蛎计划”。纽约港曾经有890平方千米是牡蛎的栖息地，号称“牡蛎首都”。风暴侵袭时，牡蛎礁充当水中减速带，吸收海浪的能量，能够减少风暴潮对城市的冲击。
但过去数十年间，水体污染和过度捕捞使纽约港的天然牡蛎近乎绝迹。
“十亿牡蛎计划”启动后，年轻人与餐馆合作，收集纽约人吃完牡蛎剩下的贝壳，将牡蛎幼体放入贝壳中并投入海洋，然后它们就能在此扎根生长。
这种令村上春树和海明威都欲罢不能的海鲜，除味美之外，还有“生态系统工程师”的美誉。
一只成年牡蛎每天可过滤189升海水，有助于使海水变得清澈，并降低含氮量。这一点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因为过多的氮会使海水藻化，耗尽水中氧气，将其变为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