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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东汉末年的大温疫
前言
2020年，鼠末牛初，荆州大地新冠温疫流行，至今，全国人民经历了两年的苦苦煎熬，不时还有多地的散点爆发，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疫情之中，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近2000年前的东汉末年的那次瘟疫。不觉心里一惊，撰文谨在此作一探讨，只当做历史的问题在此研究，和今天的新冠疫情没有可比性。更没有相互的联系以至于评判喻今之意。把它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历史现象而已。希望读者看到此文，勿产生借古抨今之嫌。
一
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大规模记载在史书上的疾病是发生于东汉时期的大瘟疫，从史书上的各种记载来看，东汉大瘟疫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没有之一。
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瘟疫有700多次。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病都曾袭击过中国这片土地。不过古人限于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常把这类瘟疫通称为“疫”或“疫疠”。而出现于东汉末年的瘟疫来势凶猛，为祸剧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兼诗人曹操（准确的说，曹操是东汉之人）曾伤感地写到：“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惨景。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当时人们统称“伤寒”。据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来势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常常会因高热而气喘，最后导致死亡；有些患者身上还出现血斑淤块，望之生畏。
面对可怕瘟疫，绝望的人们只能束手待毙。后世历史学家经统计，公元119年-217年这近100年间，曾发生几十次大瘟疫。而东汉末年这场大瘟疫连绵数十年不断，死亡人数根本无从统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十室九空，十分悲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凋敝。著名诗人曹植《说疫气》称当时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当时著名医家张仲景亲历了这场大瘟疫，他在著《伤寒论》时回忆道：他的家族人口多达200余人，但在不到10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2/3的人口死去，而死于伤寒的有七成之多。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有一半人的生命被瘟疫无情夺走。
文学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中原地区大瘟疫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死时都很年轻。死于同一年的还有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也是死于217年，司马朗是在军营为士兵治病因而染病去世，这是明确记载死于瘟疫的。以至于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说：“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这是一场弥漫上下阶层的大恐怖。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东汉在公元157年曾经进行过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是5600多万人，离瘟疫开始发生的公元171年，不过14年时间，人口变化应该不会太大，就算公元171年有5600多万人口，到公元220年前后，整个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不到800万人，人口减少了七分之六，损失人口合计4800万，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在经历了持续的大规模的瘟疫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百余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了3/4。瘟疫最严重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其人口仅为汉代的1/10。可见瘟疫所带来的损失触目惊心。自然，这其间也与当时战争频繁有关，但显然死于瘟疫的人远在战争之上。
晋代历史学家裴松之也曾指出：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晋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洛阳发生的瘟疫也造成人口大量锐减。据《晋书》的记载：“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瘟疫之酷于战争，以见一斑。虽然黄巾起义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但是瘟疫和战争却没有远去，却由此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乱世，人口急剧的减少，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算起，当时中国的人口从汉灵帝时期的5000多万人，锐减至三国后期的700多万人，全国人口的锐减率达85%以上，瘟疫是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毛泽东在这里只是从战争的角度说原子弹比不上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期间除了战争的因素以外瘟疫何尝不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二
东汉末年这场灾难空前的大瘟疫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是改变了人们的信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死亡，人们的忧惧心理陡然而生。如建安七子中的王桀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就连大英雄曹操也发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两汉时期，人们谈论的主题是经学和政治伦理，但在魏晋时代，人们更关注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文学作品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怆、虚玄的气氛。束手无策的人们转而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开始流行崇信佛教。当时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是一代佛学大师，信徒众多。看来，随着瘟疫的大流行，在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求道信佛祈求保佑，求助于神灵，希望改变人的现状成为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依托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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