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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美术评论家米多顿·墨利写了一篇关于毕加索的文章，发表在伦敦《新时代》杂志上，文中有这样的话：“我极为坦率地表示决不假装理解或是赏识毕加索。我对他敬畏有加……我站立一旁，深感懂得太多而不敢妄加责难；同时又感到懂得太少而不敢随意赞美。因为假如不是说空话，赞美是需要理解的。”墨利的这段话，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很多人的共鸣，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无原则地追求时髦，盲目地追新求异，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赞美自己并不理解的东西。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毕加索画展在上海展出，面对着毕加索那些立体主义的油画，人们的目光中有惊叹，也有困惑。而我，脑子里回旋着墨利的那段评论，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感受。
有人说，毕加索是命中注定要成功的画家，不管他怎样玩花样，伴随着他的总是荣誉和成功。在浏览毕加索生前的成功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梵·高。梵·高和毕加索一样勤奋，一生都在创造，在探索，但他活着的时候却和成功没有一点缘分，和他做伴的只有孤寂、落寞和失败。命运对于不同的艺术家，竟会是如此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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