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果，不会知道好人这么难做。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所谓“做好人的成本高”，其实是自我肯定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时还有施恩不图报与希望别人认可的道德矛盾。在好与坏的对比中，“好”往往是个人行为，而“坏”往往可以联系到有关系、有背景、有势力的群体。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当个体的好对抗群体的坏时，去做一件成功概率不大的事情，就是傻。而一旦好事做成了，基于道德的约束，施恩图报被视为目的不纯，而不要报酬又不值。所以，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做好人的成本过高，才首先选择趋利避害。对做好人的成本分析，就是在一个对好人没有制度保护的环境下，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
小时候我们被老师教育要学习雷锋，还经常因为扶老奶奶过马路被老师表扬，奖赏一朵小红花。其实，从那时候起，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便已经留下了做好事要换得赞扬的心理暗示。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做好事。汶川地震时有没有去主动捐款？电视上看见那些跋山涉水的山区上学儿童有没有想过捐助？细想起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冷漠。难道这些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就不是好人好事了？一定要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才行？
我们承认自己功利，但在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付出，或者我们觉得这样的成本值得付出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做好事。因为，这里更有良心的收益，有自我认同的满足感。如果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去做，就很难原谅自己。谁能说这不是做好人呢？做这样的好人成本高吗？
面对调查，人们会踌躇，是因为把好人的标准定义得太高。无论“最美妈妈”还是“最美女教师”，当初的行为都是出于本能反应，没有时间让她们思考利益得失。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不可能不去迎合社会，但这些都无碍于我们做一些承担得起的好事。自我认同不断提高，对自身道德的要求也在提升，当遇到需见义勇为事件时，谁又知道身体不会做出本能反应呢？
每个人的行为叠加起来，改变的正是这个社会的认同标准。与其抱怨社会环境差，不如起而行之。现实的功利不应该成为我们放纵自己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