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第二章 第一节）(6)

    “唉，你真是……残酷无情……”尼科季姆-福米奇含糊不清地说，说着坐到桌边，也开始签署公文。不知怎的他感到惭愧了。

    “请写吧，”办事员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

    “写什么？”他不知怎的特别粗暴地问。

    “我说，您写。”

    拉斯科利尼科夫觉得，在他作了这番自白之后，办事员对他更不客气，更瞧不起他了，——不过真是怪事，——他自己突然对别人的意见，不管是谁的意见，都毫不在乎了，而这一转变不知怎的是在一刹那、在一分钟里发生的。如果他肯稍微想一想的话，他当然会感到奇怪：一分钟前他怎么能和他们那样说话，甚至硬要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他们？而且打哪儿来的这些感情？恰恰相反，如果这会儿这屋里突然坐满了他最好的朋友，而不是这两位局长大人，看来他也找不到一句知心的话和他们谈心，他的心已经麻木到了何种程度。他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悲观情绪，而这是由于痛苦的极端孤独以及与世隔绝的结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是因为他在伊利亚-彼特罗维奇面前倾诉衷肠，也不是因为中尉洋洋得意，赢得了对他的胜利，不是这些卑鄙的行为使他心里突然这么难过。噢，他自己的卑鄙行为、这些傲慢和自尊、还有中尉、德国女人、讨债、办公室，以及其他等等，现在这一切与他有什么关系！即使此时向他宣判，要把他活活烧死，他也会毫不在意，甚至未必会留心听完对他的判决。他心里发生了某种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突如其来、从未有过的新变化。倒不是说他已经理解了，不过他清清楚楚感觉到，以全身心感觉到，他不仅不能像不久前那样感情用事，而且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向警察分局里的这些人申诉了，即使这全都是他的亲兄弟姐妹，而不是什么中尉警官，甚至无论他的生活情况怎样，他也无须向他们吐露自己内心的感情；在这一分钟以前，他还从未体验过类似的奇怪而可怕的感觉。而且让人最痛苦的是，这与其说是认识或理解，不如说仅仅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直觉，在此之前他生活中体验过的一切感觉中最痛苦的一种感觉。

    办事员开始向他口授此类案件通常书面答复的格式，就是，我无力偿还欠款，答应将于某日（随便什么时候）归还，不会离开本市，不会变卖财产或将财产赠予他人，等等。

    “啊，您不能写了，笔都快从您手里掉下来了，”办事员好奇地打量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您有病？”

    “是的……头晕……请您说下去！”

    “完了；请签字。”

    办事员拿走书面答复，办别人的事去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把笔还给人家，但是没有站起来，走出去，却把两个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紧紧抱住了头。仿佛有人在往他头顶上钉钉子。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立刻站起来，到尼科季姆-福米奇跟前去，把昨天的事全都告诉他，直到最后一个细节都不遗漏，然后和他一起去自己的住处，把藏在墙角落那个窟窿里的东西指给他看。这个想法是如此强烈，他已经站起来，要去这么做了。“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哪怕再考虑一分钟呢？”这样的想法忽然掠过他的脑海。

    “不，最好别考虑，从肩上卸下这副重担吧！”但是他突然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尼科季姆-福米奇正在激动地和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说话，这样的一些话飞到了他的耳边：

    “这不可能，两人都要释放。第一，一切都自相矛盾；您想想看，如果这是他们干的，他们干吗要去叫管院子的？自己告发自己吗？还是想耍花招呢？不，那可就太狡猾了！最后还有，大学生佩斯特里亚科夫进去的那个时候，两个管院子的和一个妇女都在大门口看到了他：他和三个朋友一道走着，到了大门口才和他们分手，还当着朋友们的面向管院子的打听过住址。他要是怀着这样的意图前来，会打听她的住址吗？而科赫，去老太婆那里以前，他在底下一个银匠那儿坐了半个钟头，整整八点差一刻才从他那儿上楼去找老太婆。

    现在请您想想看……”

    “不过，请问，他们怎么会这么自相矛盾呢：他们肯定地说，他们敲过门，门是扣着的，可是三分钟以后，和管院子的一道上去，却发现门是开着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凶手一定是把门钩扣上，坐在里面；要不是科赫干了件蠢事，也去找管院子的，准会当场抓住凶手。而他正是在这个当口下楼，设法从他们身边溜走的。科赫用双手画着十字，说：‘我要留在那里的话，他准会冲出来，用斧子把我也砍死’。他要去作俄罗斯式的祈祷呢，嘿-嘿！……”

    “谁也没看见凶手吗？”

    “哪里看得见呢？那幢房子简直像诺亚方舟，”坐在自己座位上留神听着的办事员插了一句。

    “事情是很清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尼科季姆-福米奇激动地反复说。

    “不，事情很不清楚，”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像作结论似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拿起自己的帽子，往门口走去，可是他没能走到门口……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有个人从右边扶着他，左边站着另一个人，这人拿着一个黄色玻璃杯，杯里装满黄色的水，尼科季姆-福米奇站在他面前，凝神注视着他；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您怎么，病了吗？”尼科季姆-福米奇语气相当生硬地问。

    “他签名的时候，几乎连笔都拿不住了，”办事员说着坐到自己位子上，又去看公文。

    “您早就病了吗？”伊利亚-彼特罗维奇从自己座位上大声问，他在翻阅公文。病人晕倒的时候，他当然也来观看过，不过等病人清醒过来，他就立刻走开了。

    “从昨天起……”拉斯科利尼科夫含糊不清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