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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老了。 似乎是一夜之间，母亲头发花白，牙齿残缺，脸上松弛而干燥，布满黄褐色的斑；步履缓慢小心，跟我记忆中的形象实在是大相径庭。我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但每次回家探望母亲，内心深处都不免涌上阵阵悲凉和酸楚。
在古人眼里，我实在算不上孝子。母亲熬到今天，我不知道她怎样看待儿子出外谋生，只是我一直很想让母亲晚年过的舒心一些，可是我至今未能如愿。这倒不是我缺衣少吃，光阴过得不如人，其中的滋味也就唯有自己知晓。 更深人静，想起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情景，真是悲喜参半，终生难以忘怀。 母亲是十七岁来到苏家的。嫁给父亲的时候，我不知道母亲的心情如何，因为父亲家里那时候很穷，别说像样的房子，就连生计也是很成问题的。就这样母亲前后共生了六个儿女：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夭折了，第二个就是大哥，我是第三个，下来就是我的妹妹，妹妹后面是两个弟弟。在一个国家极端困难的时代，母亲能够把我们五个姊妹拉扯成人，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说来也怪，我对童年的记忆十分模糊，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但对母亲安排我们填饱肚子的事却格外清楚。记得每天放学回来，母亲便打发我们给猪拔草，回来才会分给我们每人半碗炒面。那是怎样的美味佳肴啊！大家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用舌头舔，一会还要看看谁剩的多。我因为年龄比弟妹们大一些，总会想法子让他们吃得快点，早点吃完，然后我再戏弄他们，哄她们满院子追我。这时候，母亲总是流露出难过的神情，拢一拢头发，默默地转身去做别的家务。 母亲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孩提时听别人说书，总是听一遍就记得清清楚楚，连舅舅也夸她记性好。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母亲说她童年的事，比如说外姑奶奶晚上说故经，什么王祥卧冰捞鱼给生病的母亲吃，什么画上的美人儿走下来给下地干活的穷小子做饭；土匪又把谁家抢了，还放了火，差点把人烧死；在太阳底下和小伙伴比谁的眼睛好，能看见太阳婆婆；过队伍的时候来到院子的军人说话如何南腔北调，如何“老乡老乡”叫个不停，如何等不得锅里的水滚开舀起就喝……她常说的是那时候雨水好，庄稼好长，洋芋像枕头大，骆驼最多驼四个——外爷怕把骆驼压坏；山坡上到处是野沙葱，顺手捋一把塞在嘴里，真香，可是外爷总不让她们吃，怕把肚子吃坏。我听着听着，禁不住问：“妈，那你咋不把枕头大的洋芋给咱家拿来？”母亲听了直乐：“瓜子，那是妈小时候的事，咋拿？”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这时，弟妹们早已经响起了轻轻的鼾声。 母亲是个正直的人。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隔着矮墙和姓石的邻居吵架，大意是说他做事情要过得去，不要把事情做绝，“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母亲说。姓石的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长，为人瘪贼势利，常常克扣或故意压低别人的工分，没少占生产队的便宜，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但母亲不怕，说话有理有据，语气铿锵有力，姓石的半天犯不上话来。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姓石的路上遇着母亲，明显客气了许多。后来我回老家和母亲聊天说到这事，母亲笑笑：“那也是没法的事情呢。”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很看不起那种人的。 母亲很要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半句气馁的话，她看上去总是很乐观，就算缸里的米面剩不多了，她也只是淡淡地跟父亲说说，好像不算什么。但她对我们的上学十分看重，常常鼓励我们要抓紧念书，“念书不成，一世受穷。”尽管那时候我们并不懂母亲说这话的含义，但知道不好好念书是不行的。我和弟妹们上学的时候，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真可以说是全民皆饿，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尽管那时的学费很低，但每年要一口气供四个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母亲为了我们能按时到校报名，从老师手上领上新崭崭的课本、作业本，偷偷养了两三只母鸡，等鸡下了蛋，想法子卖了，再把钱存起来等我们用。 尤其是母亲为了我念书，更是遭受了许多别人很难想象的考验和屈辱。我天资一般，虽说比《儒林外史》上的那个范进强点（老范六十岁才中了个举人），但也强不到哪儿去。我知道经济拮据对母亲来说并不算什么，难就难在她得顶着不少人的闲言碎语，甚至轻蔑的眼神。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我后来上了大学，这种压力依然存在。一次母亲接到我上学告急的信，就赶快给我找钱，无奈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母亲便出门向村里人借，这一借竟转了二十几户人家，最后才在一位本宗的堂爷那里借了二十块钱，说好方便的时候一定尽快还来。期间母亲遭受到的势利小人的羞辱令我终生难忘。可每逢我谈及这事，母亲却总是淡淡一笑，说那算啥，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常年身上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连襟外套。我相信天下的母亲都是爱美的，可是在那样遭罪的年月，天知道母亲的心里究竟装着多少委屈、辛酸和无奈。 母亲天性贤惠，日子再难也要自己撑持。父亲那时为了多挣工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生产队设在宝积山、大水头、红会等地的副业队，一年当中回不了几次家，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全由母亲一人承担，照顾我们、喂猪、进自留地、抽时间挣工分等等，真是没少受罪。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半句母亲埋怨或责怪父亲的话，晚上吃完饭，煤油灯下总会说你爸回来给你们带洋糖吃，于是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眼巴巴盼父亲快点回来。 父亲回来了。母亲最要紧的事似乎就是赶紧给父亲做饭。父亲这时靠墙坐在炕上，满脸笑容，我们则围着父亲大声嚷嚷，不是使劲从父亲兜里淘洋糖，就是争着站在父亲的大脚背上左右“倒拉”。母亲看我们闹得厉害，父亲又不制止，才会假装生气叫我们消停。 扯白面拉条子是母亲的拿手好戏，扯好面，下在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在碗里，放上清油葱花，拌上踏好的蒜泥，滴点醋和酱油，然后端给父亲——那个香啊，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尽管我们一个个闹着要先吃，可母亲不让，非要等父亲吃过了才给我们，等轮到母亲时，她往往只能喝点面汤。 母亲得过两次大病，据说两次都差点要了她的命。父亲很担忧，总是寸步不离。一次病情很重，父亲立马背母亲到村外一个姓彭的医生那儿救治，医生检查完，责怪父亲说再迟一时半会，母亲的命能不能保住，就只好靠神仙了。奇怪的是，至今母亲都不知道自己当年得的到底是啥病，似乎说是“旱”病，我疑心是伤寒之类的病，不知道当年那位乡村医生是怎么诊断的。至于两次大病所花的费用，我没有问过母亲，也不好想象，总之那时候家里实在贫困，无论如何是不好解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