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匠铺(2)

　　还有―只总是烧着的小炉子。有一只风箱与它相联。有些东西要在火中烧熟了（烧红了为“熟”）才容易改变形状。傅绍全将它们埋进炉膛深处，然后拉起风箱，那炉中本来犹如死灰的炭便慢慢地有了生命，不一会儿竟然旺盛甚至张狂起来，火焰明亮纯洁得几乎让人看不见。那炉中的金属看着看着红了，到后来，它自身仿佛也通体燃烧起来，红艳艳的，十分好看。傅绍全―见它熟透了，就用铁钳稳稳夹住，突然取出。这种时刻，他的动作变得极迅速，一手用钳子夹住在砧上翻转，一手用锤子去一个劲儿地敲打，眼见着就能把―根粗粗的金属棍敲成一支细细的金属条，或把―个金属块敲成一张薄如纸的金属片，让人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傅绍全做出来的东西都很好看，尤其是他浇铸的那种取暖的小铜炉，小小的，真是精巧。炉盖不紧不松，上面的眼儿圆圆的，分布得极均匀。冬天，女孩用它取暖，真是不错。

　　焊锡也很动人。扁扁的一块烙铁在炉中烧好后，被夹出来，在锡块上蘸―蘸，蘸熔了―些锡，粘住了挪到焊接处，有时会滚下一串锡水来，亮晶晶地在地上滚，等凉了就会成为一颗珠子。

　　亮晶晶在地上滚――这形象太生动了！

　　傅绍全修理锁呀什么的，很神奇。一把锁送来了，钥匙丢了，是从门上或抽屉上敲下来的。傅绍全将一根很软的金属条插进锁眼，试着这么一捅，锁开了。送锁的人粲然一笑。然后，他用那把大锉在锁背上―锉，露出埋弹子的眼儿。他用―把锥子挖掉了一眼―眼的封锡，磕出弹子和细弹簧。他看清楚了，就去锉钥匙。至今我也搞不清楚那钥匙上的牙儿与这弹子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只见他把弹子与弹簧重新放回眼儿里，用一根细锡条盖住，用小锤敲一阵，把口又封上了。他把锁与钥匙交到锁的主人手上，主人一插钥匙，一拧，就听见清脆的一声“咯嗒”，锁打开了。

　　手艺真迷人。手艺以及喜欢手艺，大概是人的本性使然。难怪小孩从小就喜欢小工具，喜欢拆卸―个什么东西或制造―个什么东西。手艺让人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与智慧，看到了“世界是可塑的”这―本质。我的学生小蔡将诗人看成是手艺人，不是贬低诗人，恰恰是将诗人捧到了应有的位置上。他能使诗人们意识到自己职业的性质与职业的美感。小蔡至少从形式上真正理解了诗。一想到铜匠铺，我就觉得小蔡的这种现代主义的解释，是很妙的。

　　真的，我很喜欢闻这铜匠铺的锈味和青铜的气味。

　　总之，这段时间里我迷恋上了手艺。这学校大概是办不下去了。再说，我也不喜欢念书，我萌生了学手艺的念头――就学铜匠。我要浇铸出一把把小铜铲子、一把把小铜勺，然后将它们挂在架子上，挑起来走村串巷，让那些金属互相碰撞，发出犹如寺庙上的风铃在清风中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

　　学校毫无吸引力，我天天坐在铜匠铺里。我参与了手艺。遇到需要不停地奋力锤打的金属，傅绍全就给我一把锤子，他―下我一下地轮番锤打。我也很自然学会了将锤子脱离被锤打的物件，而让它落于铁砧，让它自然地跳动，发出一串好听的声音来。

　　对面理发店的驼背卓四说：“傅绍全收了―个徒弟。”

　　第三节

　　在我天天泡在铜匠铺的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常到傅绍全家来。

　　这个男人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来了，就上阁楼。

　　他五十多岁，身体远比这地方上的―般人高大，肩膀端得很平。他的头发非黑非白，而是深灰色的，其间夹杂着一些花白的。他的脸色很红，有少许紫色的老人斑。眼珠很黄，眼中总是网着一些细的血丝，神态威严，并叫人有点惧怕。

　　他上阁楼后不久，那阁楼就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能响很久。那声音―会儿很有规律地响，―会儿又变得亳无规律。有时，吱呀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嗵，嗵”的撞击声。阁楼的楼板很老了，这会儿颤颤的，让人担忧。有时，这阁楼还很摇晃起来，像遭了飓风的小船在大海上颠簸。经过―阵这样的颠簸之后，阁楼突然停止了颤动，像船泊在夜色下的港湾里。

　　我不知傅绍全听到了吱呀声没有。因为每当那个男人上了阁楼之后，他就会唤了那只黑凤头，叫上我，去野外放飞鸽子去了。这种声音，是我来找傅绍全，他不在，我坐在小凳上等他时听到的。

　　我几次看到过那男人走下阁楼来。那神态与上阁楼时不一样，仿佛是从浴池里浸泡了很久之后走出来的，头上热气腾腾的，既轻松又疲惫的样子。

　　回家时，我在饭桌上说：“有个男的，常去小铜匠家。”

　　父亲说：“那是霍长仁。”

　　“霍长仁？”这个名字在我的心头上猛地一震。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霍长仁。霍长仁的名字在这一带家喻户晓，并且人们在一提到这个名字时，就立即会感到一种威慑，眼前顿时会出现―个用大刀砍伐人头的形象。他曾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距离油麻地小镇四里地的河边上，一口气砍了十―个土匪的人头。据目击者说，霍长仁砍人头时，没有一丝慌张。在捆绑住的那个家伙后面站定，双手握住刀把，然后将上身向右侧旋转，突然大刀在空中画―个闪亮的银弧，人头就砍落下来。杀了十―个人，手上没沾―滴血。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在日本东京讲学，一天晚上看电视，当看到里面有―个具有绅土风度的西洋人在演示教练打高尔夫球的姿势时，我莫明其妙地想到了霍长仁杀人的情景。

　　霍长仁在我的记亿里也留下了一丝凶狠的感觉。留下这种感觉倒不是因为他―口气砍了十―个人头，而是因为与这件事相连的―个细节：他砍到第十―个人头时，已气力不支，手腕乏力，动作变形，一刀下去时，未砍到脖子上，而是砍在了肩膀上。当时，云彩正遮住月亮，也看不清砍杀的情况，见那人扑倒了，他也就收了刀。清晨时，被杀者的家属来收尸，第十―个挨砍的居然还有一口气。家里人没吭声，只是大哭，将他弄回去，然后转移到几十里外的―个亲戚家中，请来医生包扎、上药，居然活下来了。但不久就走漏了风声。那人又被捉住了。霍长仁没等到天黑，大白天，就在油麻地镇上的桥头，将那只侥幸存下的脑袋―下就砍了下来。人们看到，那只脑袋南瓜一样滚到了河里。

　　霍长仁本可以当大官，但没有当――他得了心脏病（还有其他病）。他拿了这地方最高的工资（十五级，比镇长杜长明还高两级），在家养病。他除了享受这地方上的干部能享受的一切，还享受县民政部的一系列特殊待遇。虽然不当官，但说出去的话，一句是一句，句句都很有威力。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杜长明都要领一群镇干部去向他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