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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开始出外喝酒的那些日子，恰是携我游历的辰光。在故乡的小城里，他享有翻译家的美名，浓密的黑发向后背梳，豪爽侠气，俨然美丈夫。他把一些流行的小册子译成蒙古文出版，如《松树的风格》。有了钱，就找人喝酒。 我爸的酒侣都是军方战友，昭乌达军分区的那森泰、松拉扎布等人。对我来说，有趣的记忆是酒后相送一幕。当时，我爸用洋铁皮水桶盛了满满一桶生啤酒，远足十里之外的东大营（骑兵团驻地）找我妈的一位表弟喝酒。我爸体格好，大骨架子，拎着一桶啤酒抖擞前行，并不吃力。路途是一条从没通过火车的铁道线。两旁柔细的沙丘上覆落枝叶招展的绿杨。甫出几里，我爸又生创意，撅一根茶杯粗的树棍承担酒桶，我担他提。现在知道，啤酒在不密封的容器里晃荡十里，泡沫逸尽，味也薄了，但这只是“现在知道”，正如现在没有担着一桶啤酒步行十里邀人痛饮的父子了。 到了东大营，我那位上尉表舅欢喜不安。他个矮面善，手捧我爸的白府绸褂子与草编礼帽尊重地挂在高处，转身吆喝外屋的老婆：“炒菜！”我表舅穿军服，金色的肩牌缀三颗银星。他扣上大宽皮带，由肩至腰另有一条窄皮带斜挎，比小人书里的好看。酒后步出东大营，月牙儿已如吕布那杆画戟一般下弦，左右踱步的哨兵肋下枪刺在夏夜倏忽一闪。他们俩一高一矮横行，仍复行铁道线。两根静卧的铁轨在月光下如银链伸向丛林的交汇处，如蒙古妇人高髻上长长的银簪。黑黝黝的树丛像两队看不清面孔的送行的队伍。它们的背后宛如东山魁夷笔下的珐琅的清明之夜。 我爸和表舅先在枕木上走，间距局促，让人步伐小气，身态如穿厚底靴的满族女子，显见醉汉不宜。而后改走铁轨旁的小路，不时手拨遮脸的树枝。他们摇晃着，不觉间唱起歌来，当然是蒙古民歌。蒙古人总是如此，歌酒相随。表舅喜欢唱轻松细巧的情歌，如《万姐》——要说这海青色的绸巾，是海山哥哥在锦州给我买的。要说这金丝边的坎肩，是金山哥哥在盖州给我买的。他扭颈唱着，用手拽展军装的大襟，其拖腔成为“买的——唉”，极尽珍惜。我爸唱悲抑宽广的科尔沁民歌，唱时，他会无由地兀立荒草间不动，眼盯着天上的星星——榆树呀柏树，要是真的烂了根呀，剪子翅的莺歌鸟儿要到哪里去唱歌？心上的人儿达那巴拉今天动身去当兵，啊哈咳——留下金香一个人，瞅着谁的面庞过日子呀？ 那时我父亲轮廓清晰的脸上一定分散着泪水。想家，想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和早逝的闻名百里的民歌手爷爷。蒙古歌的确是没有眼泪的哭声，是表面平静但暗涌奔突的河流。对蒙古人来说，从不担心无歌可唱，别说十里，就是走上五十里，歌声也断不了线。他们从小生活在美好而无尽的歌海里。这样，很快到了我家——盟公署家属院。稍事闲话，我爸起身送表舅回东大营，我仍追随其后，重新走上这条亮闪闪的铁道线上。又到了东大营，哨兵换过，仍对表舅敬礼如仪。表舅母睡下了，掩襟起身上茶。啜两口茶，我爸又戴上礼帽，说：“走啦。”表舅扣上大檐帽说：“我送。”他们在门口诚恳坚定地讨论送与不送的问题，兼有推搡较力。结果还是送。到了我家，他们复进酒菜。表舅辞行，我爸抬臂——“东大营”。这时我妈已由微嗔转入忍俊不禁，劝表舅住下。他正正皮带：“那不行！明天还带兵出操呢！”我妈对我爸说：“那你别送了，咋送不也得分手吗？”我爸怒目：“人家送我，我怎么能不送人家呢？”这就是他们互相送别的理由，依此理由他们将永远送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