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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回忆，与夏老师的“代购”两相对照，足证当年亲密的师生情谊，也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 三 在我的日记里，还记有不少中年教师的上课风采。如，朱维铮老师教我们中国史学史， “讲课时抑扬顿挫”（1981-2-25）；姜义华老师上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是我这学期以来所上的课中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 （1981-6-19）；张广智老师在上外国史学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道出一些警句和格言，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1982-3-5）；回母校兼课、开设辛亥革命史的金冲及老师“几乎不用讲稿，讲得很流畅。他对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 （1981-4-21）…… 另外，我还记下过一位政治经济学老师与我们的班长曹景行同学的对话： 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 “哪位同学能否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老曹回答说： “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一阵哄笑……（1979-10-26） 还有一位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先生，以致听他的演讲，时常忘掉记笔记，甚至忘掉了时间的流逝。” （1980-9-8）——他就是金重远老师。 金重远（1934-2012），江苏江阴人。1952年考入复旦外文系，后赴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他是世界史研究专家，曾获普京总统授予的“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和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教育骑士勋章”。不过，他直到1978年才晋升为讲师。1980年9月，金老师为我们开设了法国近现代史选修课。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上课铃响，金老师就会掐准时间走进教室。他个子不高， “咚”的一声跨上讲台前的木制台阶，身手敏捷。别的老师上课，总是带着讲义和书，他却两手空空。但一旦开讲，恰似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讲到关键处，他会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几张卡片，念几段史料，显得潇洒自如。有一次，金老师突然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udacity”，说这个词既是“大胆无畏”，也是“鲁莽无礼”，我已忘了这是用来评价罗伯斯庇尔还是在说拿破仑，但“audacity”这个词，却让我铭记至今。 非常巧的是，法国近现代史开课不久（10月21日），复旦就迎来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来访。这是外国元首第一次到访复旦，我曾写过《亲历德斯坦总统复旦演讲》 （刊于《档案春秋》2018年第3期）一文，详述过大礼堂（今相辉堂）里的热烈和无序：总统演讲时，后几排学生都站在了座位上；演讲结束后，大家又拼命往前挤……一位校友读了以后补充说，他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看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被挤掉了皮鞋。不过，后来金老师在上课时，并没有责怪学生： 金重远老师上法国史课时说，法国总统来校演讲时，我们一反拘谨的态度，代之以法国式的热烈欢迎。礼宾司的人一再打招呼说，今天的秩序不太好。法总统说，没关系。（1980-10-27） 四 我的日记还写过两位老师对我作业的评价。 一位是沈渭滨老师。沈渭滨（1937-2015），上海七宝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75年调任复旦历史系。沈老师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的任课老师，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速写沈渭滨》 （刊于2015年5月2日《解放日报》），其中有一段写到了他对我读书报告的批语。没想到，这次翻阅日记，竟找到了那段批语的原文： 从文章中看出，你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作用，消极面多于积极面。这当然并无不可。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行。但在表述中，我个人看来似有前后矛盾之处。若是，今后写作时务必注意。一篇文章，论点必须前后一致，切不可自相违背。不知你以为如何？ （1980-6-17） 沈老师批语的核心，是批评我引用史料的“前后矛盾”，对我似击一猛掌，让我有“顿悟”之感。批语中，“我个人看来” “不知你以为如何”是沈老师一贯的谦词，他从不强加于人，这让我更羞愧难当。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沈老师萌生了敬意和好感。毕业以后，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交往。每年大年初五，沈老师府上常常高朋满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混迹其间，感到特别轻松、惬意。 另一位是李华兴老师。李华兴（1933-2011），湖北武汉人，1956年入读复旦历史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李老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任课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年，他和朱维铮、姜义华老师被我们同学并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的“三剑客”。李老师上课时激情澎湃、用词华丽，记得他形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用了“雷奔电驰”一词，同学间有过热烈议论。除了激情，李老师也特别较真。有一次课上，一位同学与同桌窃窃私语，声音大了点，他立刻终止讲课： “哎哎，这位同学……”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学期结束时，有同学对我说，我的考查文章《〈大同书〉浅析》得到了李老师的好评，并说我们班得到他表扬的只有两位同学（另一位是历届生），“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课代表老顾也转达了李老师的意思，我才相信了”。 （1981-1-22）不久，我选择李老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家住广灵四路建机新村，我写论文期间曾多次上门请教。因为接触多了，我日记里对他的描述也比较详细： 我一面与他交谈，一面细细地端详着他。他很魁梧，要不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人们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锻工。他说话时很富于感情色彩，并审慎地注意着遣词造句的功用，说到激动处，他会忽然站起来，在小小的屋子里踱几步，然后机械地用手理一下桌椅上的书籍。（1981-12-27） 在李老师悉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得了“优”。由此，李老师提升了对我的期望值，希望我将来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者。他曾多次提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我那时急于闯荡社会（摆脱“应届生”的尴尬），并未应考。我想，李老师对我一定很失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复旦。从此，我就像一片脱离大树的叶子，漫无目标、随风飘荡，翠绿渐成枯黄。多少次，梦见我的老师们，感觉自己又坐在第一教学楼的课桌旁…… 蓦然回首，一个时代远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