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正始八年，京城的政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气象。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开始尖锐激化，此时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涛，还有阮籍等，都前后托辞隐退。嵇康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退隐到河内山阳（今河南焦作），继续他的田园竹林生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何晏及其党羽都被诛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拉开了魏晋政权长达17年的嬗变交替序幕。
在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而全者”的非常时期，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都是走的这条路。这些人后来不但都得以保全性命，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么？其实，嵇康只是曹氏宗室一个并不重要、也没实力的分支，无论是对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团，还是对蠢蠢欲动的曹氏集团，他这个曹家女婿都没太大的分量，他本人也不可能太把这个身份放在心上；再者，有关他的史料里，也找不到他有支持曹氏集团的证据，何况在他死前，至少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天下，如果他简单摆个姿态，继续当他的散官，也没什么不妥。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28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入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一类是游戏人间，“傲睨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消极出世，“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作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作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妥协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与不合作间进行抉择，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合作。因此，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几欲疯狂、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不是现实不容他，而是他不容现实。需要补充的是，嵇康选择隐居，也并非只是消极避世或保全自己，尚气任性的嵇康绝非胆小之人，要不他也不会那么痛快、那么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也自知“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可每次他还是“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是非好恶，一吐为快。
虽然说他的高傲和自恃只是一种肯定生命、绽放激情的姿态，然而，他这种性躁气盛的本性和强悍激烈的人生态度，又与他理想中的玄学人格有着严重的冲突。因此，他总是容易爆发，也容易后悔。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性格修炼还是很有成效的。譬如他的兄长就夸他“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他的朋友王戎也曾回忆说和他相交的20年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当然，他也有把控不住的时候。譬如与他契若金兰的好朋友山涛（字巨源），出于好心，想推荐他出仕为官，他听到消息后非常不高兴，马上写信拒交。在这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一开头就对朋友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怪他不懂自己，甚至用尖刻的比喻，说山涛是“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就拉祭师来帮忙”，目的是要他也“手执屠刀，沾上一身腥臊气”。另外，他还在文中详陈自己“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等毛病，并指出自己向往的是“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恬淡生活。
最后他还特别强调，朋友相知，应“贵识其天性”，而不能强人所难，而让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说服朋友的同时，还不忘用“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的刻薄话揶揄朋友。在别人眼里，他这样做，就是不识好歹，白费了朋友一片苦心。而在后世看来，这封言辞激烈的信，更像是嵇康有意而为之，意在高调向司马氏集团发出明确不合作的信号。可我以为，嵇康心性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不需要，虽说他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因为嵇康那些关于时政的议论文章，如《太师箴》、《卜疑》、《管蔡论》等，都火药味十足，也都可以算是宣言书了。再者，虽然他怪山涛不了解自己，可他对于这位性情“如璞玉浑金”的巨源兄，还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嵇康死前托孤于他便是明证）。如果这真是一封有挑战意味的宣言书，山涛也不会主动向上级报告，而陷朋友于不义。简言之，这封信只是嵇康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臭脾气作怪罢了。
虽说嵇康也知道这样乱发脾气不好，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对时政的评判依然尖刻如故，激烈如故。对此，我们不能总结说嵇康胆子大、有勇气，有魄力和司马氏对着干。嵇康并不傻，也不想急着找死。他之所以这样率直，除却禀性原因之外，可能还与他对当局的态度误判有关。在他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都是缘于涉世太深、名利心太重的缘故。如果远离政治，置身于事外，只是纸上清谈，过过嘴瘾，个人的安全还是应该有保障的。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那一位名士是因为言论罪或思想罪被砍头的。显然，他是太乐观了。
为了刻意树立出世的形象，嵇康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都会提及自己齐物逍遥、飘然世外的个人理想。他最渴望的是“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神仙境界。史书上说他几次求仙不得，便转而凭借一种叫五石散的古代迷幻药，去寻找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感知大门。
所谓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中药散剂，据说是由医圣张仲景发明，本是用来治疗伤寒的，后经人加以改造，成为一种专供上层人士享用的高级“毒品”，在当时特别流行。这服药性子燥热，服用完后红光满面，皮肤也会变得娇嫩，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的奇药。另外，服用五石散，还会刺激神经，人为地诱发一些激烈的情绪。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说道：“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这里虽说形容的是嵇康的创作风格，可我以为，他那种“直性狭中，遇事便发”的激烈性格，以及创作激情超乎旺盛的背后，隐隐约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嗜药的影子。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矛盾的性格和坏脾气了。
除却引发性情大变外，嗜药的另一大副作用便是由于服药后身体燥热、皮肤娇嫩而不得不穿“轻裘缓带，宽袍大袖”的衣物，以防磨伤皮肤。甚至因为害怕过敏，澡也不能常洗，衣服也不能常换，由此可以推断，嗜药的嵇康之所以“蓬头垢面，土木形骸”，除却天性懒惰的原因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对于嵇康而言，五石散又并非一个麻醉自我、制造快感的简单工具，它还是颇有情趣、能够直达“精神伊甸园”的“通灵”载体。正如他在《养生论》里所言：“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在“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的精神世界里，他终可以轻易超越一切人为的恐惧和怜悯，无所顾虑地快意放马，了无牵挂地随意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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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被杀之谜
——他为什么一定死？
嵇康是被冤死的，还是被害死的，这是个问题。
按《晋书·嵇康传》里说法，他是因朋友吕安不孝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后又被不小心得罪的小人钟会构陷，才被司马氏政权所杀。
令人费解的是，孝与不孝，都是家事，身为外人的嵇康，又何罪之有？再者，司马氏虽然冷血嗜杀，可绝不昏庸，耳根子也绝不会软到随便听信谗言。那么，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得从吕安一案说起。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字长悌），兄弟俩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不但有才，而且讨的媳妇也非常漂亮。不料，人面兽心的吕巽却无耻地打起弟媳的主意，“使妇人醉而幸之”。事发后，吕安非常愤怒，找到嵇康倾诉心中苦痛，并准备到官府状告其兄的恶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此嵇康是感同身受，因为他就曾因为和侄子关系搞得不好，而避居过河东。因此，对于繁琐的家庭纠纷，对于吕安无边的愤怒，嵇康都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可身为两人的好朋友，考虑到这样的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因此他决定好好调停。嵇康一边要求吕巽“以子父交为誓”，保证“永不加害吕安”；一边语重心长地安慰劝解吕安，结果是“都遂释然，不复兴意”。然而，可恶的吕巽却不守承诺，暗地里告发兄弟吕安不孝，曾虐待过母亲，并要求将其治罪徙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吕安是吕巽的庶弟，吕安为偏房所生，家庭地位自然要低一些。根据合理的想象，性烈如火的吕安可能受不了正房吕巽母亲的窝囊气（很有可能就是吕巽非礼弟媳后，吕母还替亲生儿子说话），曾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如果吕安没有这个授人以柄的问题，嵇康也不会要求吕巽发重誓保证不去加害吕安。
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大很重的罪名。因为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是以“不忠”篡权立朝的，自然不好意思宣扬“以忠治天下”，所以只好极立宣扬“圣朝以孝治天下”。魏晋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孝罪往往要重判，轻则徙边流放，重则弃市砍头。在当权者眼里，与吕安虐母的大不孝罪名相比，吕巽的淫乱失德倒显得无足轻重，何况吕巽还反咬一口说是吕安诽谤自己。于是，吕巽安然无恙，吕安反倒锒铛入狱。
在这个兄弟聚讼的事件中，无论是受害者吕母，还是旁证人家仆，肯定都站在吕巽一边，何况吕巽还“上头有人”，和当时朝廷的政治红人钟会打得火热，也早就关照过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早已定性，对此吕安满腹委屈，却百口莫辩。此时唯一能替吕安说话的，也只有挚友嵇康了。嵇康果不负朋友厚望，在案子审理的过程中，挺身而出，极力替朋友辩解。同时，嵇康还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以“绝交不出丑言”的君子风范，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的愤慨和失望。
且不论吕巽的好歹，因不孝罪而徙边已是朝廷对吕安一案定下的调子，不容改变。如果吕安死心认命，那么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忿懑满腹的吕安又岂能认命？他在流徙的路程中，又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的大不敬字句。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满纸书生狂语，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可在当权者以及别有用心者的眼里，却不亚于一封要进行谋反的战斗檄文。那么，一封私人信件的内容怎么会很快就被统治者知悉呢？而且偏偏就是吕安写给嵇康的这封呢？想来中国从事告密的工作者，历来总是颇有效率的。或者说，这原本就是一个预谋已久、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最终猎杀的目标就是嵇康？
对此我们不能随意猜想。不管如何，这个案件因为吕安一书而峰回路转，性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吕安又被抓回京城，嵇康也随之入狱。如果说起初以“不孝者的同党”为由抓捕嵇康，估计会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现在好了，这个案件已经上纲上线了，严重到涉及国家的安全大局了。
案件的人为升级，和一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神神秘秘的钟会。
起初吕安一案被立案时，吕巽托关系、走后门的对象就是钟会，后来嵇康被捕入狱，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钟会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魏志·钟会传》里毫不避嫌，明确指出：“（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至于钟会为何要加害嵇康，《晋书·嵇康传》里总结说是缘于钟会的小心眼。那么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么？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而且年少得志，19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29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活脱脱一个天才级的“政治动物”。虽说出身高贵，官位显赫，可在文学才情方面，对于仅比他长两岁的嵇康，钟会还是敬佩有加，甚至到了不敢与之面对面交流的地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当初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结果是嵇康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不“难”一下，也不“辩”一下，甚至一句品评的话都没有。钟会的自尊心也因此大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