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贵公子愈发显得尊贵，嵇康倒是愈显破落，隐居山阳一隅，以打铁为生，“以自赡给”。经过在官场多年溜须拍马的历炼，钟会自恃已经是“精练有才辩”，于是，他“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带领一大批帮衬的“贤俊”看客，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浩浩荡荡前去“造访”。这样的造访，颇有挑衅和矫情的意味。钟会大概是想借官架和气势，换来嵇康的另眼相待，以此提高自己在当时文艺界的名声吧？然而，对于这个高级访问团的突然造访，嵇康理都不理，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嵇康的朋友向秀则在一旁鼓排，照顾炉火。炉火熊熊，嵇康手起锤落，叮叮当当，当当叮叮，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嵇康锻打了很久，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钟会领着一大帮人也傻看了很久，终是觉得无趣，悻悻作罢。在他们欲要离去时，嵇康才慢悠悠地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对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词锋两不相让，问得精妙，答得机趣。然而，钟会终是觉得丢了面子，并因此深深怀恨在心。
如果据此而推论，说钟会仅仅因为嵇康怠慢了他，为报睚眦之怨，才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的话，那么就太低估钟会的政治动机了。身为司马氏政权最贴心的政客，钟会拜访嵇康，绝非只是图个人一时之快。同样，他要置嵇康于死地，也不可能只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嵇康之死，幕后应有更大的黑手，钟会只是扮演台前恶人的角色罢了。那么这个恶人会是谁呢？这要从给嵇康下的罪名说起。
钟会以“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理由，劝司马昭将其杀掉，“以淳风俗”。然而，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可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此前的何晏、夏侯玄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便是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居丧饮酒食肉，虽说也是“非毁礼法”的典范，“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仇疾”，进的谗言也不少，可司马昭也是非常宽容，那么为何偏偏到了嵇康这里，就敏感如斯、苛刻如此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嵇康被害是缘于嵇康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太不安分。譬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就首先指出嵇康是“卧龙”一般的人物，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能力和活动能量都非同一般。接着钟会又指出毋丘俭“造反”时，嵇康曾要起兵响应，只是听了山涛的话才放弃。最有力的证据是他嵇康的《管蔡论》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无罪，为毋丘俭淮南起兵张目，其中“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的话语，怎么听都是借古喻今，揭露司马氏代魏自立的狼子野心。当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若做个心知肚明的木头人，倒也无事，可嵇康却偏偏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发出刺耳的笑声。司马氏找人杜撰汤、武、周、孔的话，为篡位制造礼教根据，他却偏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想借禅让以文饰篡逆之事，他却偏要“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嵇康的这般“非毁抵突”，自然令司马氏非常生气和尴尬。
更令司马氏忧心的是，嵇康不仅仅笔头有力，而且其社会活动能量和个人影响也非比寻常。有两个事例特别值得玩味，一个是《文士传》里说嵇康有“性绝巧，能锻铁”的本事。堂堂一位驸马爷，一位大学士，一个大才子，为何偏偏有这样奇怪的喜好呢？他并不缺钱，而且有人喜欢他锻成的东西时，他都会送给人家。这就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他锻成的铁器会是什么呢？艺术品，农具，或是兵器？嵇康隐居的山阳城，是魏室曹氏派系的大本营，若是兵器，又随意送人，会不会要暗地里结兵造反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司马氏想知，而且必须知道。于是，司马氏派来钟会“造访”，不在嵇康行散时，不在嵇康吟诗时，不在嵇康弹琴时，而恰恰在他和朋友锻铁时。这次突袭大检查，钟会来得及时，可嵇康也表现得很是完美，打来敲去，就是不拿个成品给你看，让钟会抓不住一点把柄。于是，“何所闻，何所见”的文人典故，变成了“地下党”和“反动派”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如果说“嵇钟斗”只是虚惊一场的话，那么另一件事，就足已令司马氏心惊肉跳、杀意顿生了。
且说嵇康下狱后，洛阳太学生3000人集体请愿，要求释放嵇康，甚至许多“豪俊皆随康入狱”，这便有了政治示威的意思。司马氏对嵇康过于提防，都是缘于他的特殊身份。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何晏的侄女婿，他自己又不明不白地跑到汉献帝刘协的贬居地山阳隐居了十几年。这种身份，这种态度，都令“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氏难以放得下心来。何况他还是当时文士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泰斗和精神导师，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对于这样的精英人物，司马氏也不是没想过化敌为友，将其笼络到自己的集团中。可嵇康偏不买账，始终坚持不合作的态度。对于司马氏而言，这样的人物，“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还是小事，相忘于江湖也就罢了，可若要在“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的大好形势下，以“轻时傲世”的姿态“乱群惑众”，那就是无法容忍的大事了。于是，摆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的嵇康面前，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怜的嵇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下狱时，他情绪低落，满腹委屈，在《幽愤诗》里郁郁自问：为何“欲寡其过”却“谤议沸腾”，“性不伤物”却“频致怨增”?后回想起道士孙登对自己“才多识寡”的批评，便愧以为自己只是“不懂保身之道”，所以自责“昔惭柳下，今愧孙登”。然而，他以为自己犯下的只是“曰余不敏，好善暗人”的性情错误，并天真地以为只要“奉时恭默”，少开尊口，便能够“安亲保荣”，便可以“颐性养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案情的进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对于追求养生的他，死亡自然不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可他也不会为了贪生，而去解释，或者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他而言，个体的尊严远比生命宝贵。于是，他不再幽愤，而是坦然面对宿命，认真迎对死亡。
困死到“傲世”的性情死胡同时，信奉老庄之学的嵇康才猛然醒悟“顺世游世”一面的重要。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言：“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嵇康对此认识也很明确：本是俗世中人，岂能一味排俗？正因为他做得太激烈了，才会搭上性命。因此，他希望儿子能汲取教训，重新换个活法。虽然他不喜欢俗世，可他也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为了儿子能在俗世中顺利成长，他在家诫中是千叮咛、万嘱咐，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处世做人的细节。譬如对当官的要尊重，要学会“谦言辞谢”；对别人的私事，不求强知，看见有人窃语私议，要赶紧走开；不强劝人酒，亦不要硬拒人家劝酒，拿着酒杯，表现出醉醺醺的样子就好了，千万不要“困醉，不能自裁”……这般世故的礼节套路，实在不像是一个志趣高远的名士所言，倒像是一位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的心得。然而，身为一位慈爱的父亲，他这样的叮嘱又无可厚非。
死亡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
对看惯了杀人场面的洛阳城百姓而言，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刑场要比以往更壮观，人也多了很多。嵇康从高台上望去，看到台下人山人海，挤满了来自太学院的白衣士子，还有许多是他的朋友。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想以朝廷怜惜人才、培育人才为重和请嵇康为师的理由，再次向大将军司马昭请愿。司马昭不许，旨意传到刑场时，人群阵阵躁动。有这么多可爱的士子和朋友相送，嵇康很是感动，临别之际，总要表示些什么。他抬头看了看太阳，离行刑应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请求送上一把五弦琴，准备弹奏一曲《广陵散》，以完成人生最后的谢幕。神色从容的嵇康在高台坐定，在士子的注目礼中，开始拨弄琴弦。悠扬的琴声中，无杀伐之声，也无幽怨之声，而是“感天地以致和”的清正之音。一曲弹罢，场上一片死寂。嵇康凝视弦琴片刻，叹息一声，说道：“以前袁孝尼想跟着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今我一去，《广陵散》从此绝矣！”于是，离席起身，引颈赴死，年仅40岁。
嵇康死后，《晋书·嵇康传》云：“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司马昭）寻悟而恨焉。”海内之士的悲痛倒是不假，可司马昭的悔悟却很是值得怀疑。我以为这不是史官的曲笔示好，就是司马昭在做秀收拢人心。因为按道理讲，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以嵇康一颗华美的头颅，换来耳根的清净、王道的顺通，没有人再敢或明或暗地反对他。按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那就是：“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嵇康死后，敢与司马氏对抗的士林集团瞬时土崩瓦解，一年后，阮籍为司马昭封晋公写了《劝进文》，虽说是醉时一挥而就，可也“落落有宏致”，没有半点闪失；向秀也乖乖应征做官，虽说是“容迹而已”的消极应付，可至少是服务在司马氏的门下；值得一提的是，18年后，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对此，嵇康应是理解和满意的。正如他在家诫中所暗示的那样：“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孔融）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嵇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悟透了人世的要义。在精神的世界里，也许可以“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可在复杂的现实中，倒是应该时时小心、事事圆通的。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所言：“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若是一味狂狷、狂傲，“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毕竟，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而非神仙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