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鉴定竭力向我们证明，被告脑子错乱，是一个狂人。我以为他的脑子是健全的，但是这样更坏，因为假使脑筋果真错乱，也许还要聪明些。至于说他是狂人，我还可以同意，但是只限于一点——医生鉴定时指明的一点，那就是被告对于这三千卢布的看法，把它认作父亲没有付清给他的款子。不过也许还可以找到一种比说他有疯狂的倾向更接近事实的看法，以解释被告对于这笔钱为什么总是露出疯狂的态度。我十分赞成那位青年医生主张被告现在拥有、而且以前也拥有完全正常的智力，只是处于激动愤慨之中的意见。原因是被告时常表现狂怒，起因并不在于三千卢布，并不在于这笔款子的本身，却在于其中有引起他的愤怒的特殊原因。这原因就是嫉妒！”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到这里，广泛地描绘了被告对格鲁申卡所产生的那种不幸的热恋。他首先说起被告到这“年轻的女士”家里去“揍她”，——据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这用的是被告自己的说法，——“然而不但没有动手，反而拜倒在她的脚下了，——这就是爱情的开端。恰恰这时，被告的老父亲看上了那位女士，这是一个奇怪的、注定的巧合，因为虽然以前两人都认识而且也常见这位女士，却偏在这时两颗心才忽然同时燃烧起来。同时燃烧起完全抑止不住的、卡拉马佐夫式的热情来。现在我们再看她自己供认的话。她说：‘我同时取笑他们两人。’是呀，她也忽然想同时取笑起他们两人来；以前并没有想，这时却忽然心血来潮起了这个念头，——结果是两人都被她征服了。那一向视财如命的老人，这时立刻预备下三千卢布，只求她到他家里来一趟，不久以后，甚至更进一步，只要她肯做他的正式妻子，就情愿把他的名誉和他的全部财产都呈献在她的脚下，并把这当作无上幸福。对于这层，我们有确实的证据。至于说到被告，他的悲剧是明显的，完全摆在我们面前。但这位年轻女士正是要这样‘耍着玩儿’。这位迷人精甚至不肯给不幸的青年人一点点希望，因为那希望，最后的希望，是直到他跪在他的折磨者的脚下，朝她伸出那双杀死父亲兼情敌的血手来的最后时刻才得到的：他就在这情形下被捕了。‘让我，让我也同他一块儿流放去吧，是我把他弄到这个地步的，我是最大的罪人！’这就是这个女人在他被捕时怀着真心的悔恨自己喊出来的话。我已经提过的天才青年拉基金先生着手描写这个案件时，曾用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形容了这个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骗和堕落，引诱她的未婚夫的变心和遗弃，再加上贫穷，遭到诚实家庭的咒骂，最后受一个她直到现在仍把他看作恩人的富翁的保护，这一切使一个也许曾含有许多优点的少女的心里，过早地就积蓄起了愤怒，养成了贪钱财而好计算的性格，养成了好嘲笑和对于社会复仇的性格。’听了这样的性格分析之后，就可以明白她能单单为了游戏，为了恶作剧而同时取笑两个人。被告在这一个月内，除了毫无指望的爱情，道德上的堕落，对未婚妻的变心，侵吞人家托付给他的钱财之外，还由于不断地嫉妒，而且还是对自己父亲吃醋，几乎已达到了暴怒和疯狂的地步！特别是那个发痴的老头子竟蛊惑勾引起他的意中人来，——而且用的就是那三千卢布，就是被告认为是母亲遗留下来，他责备父亲扣留不给的那笔款子。是的，我同意，这是难于忍受的！这是甚至会激得人发狂的。问题不在金钱，而在于别人就用这笔钱，那样下流无耻地打破了他的幸福！”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接着进而分析被告心里怎样渐渐产生了杀父的念头，并据事实来加以层层剖析。
“起初我们只是在酒店里叫嚷，嚷了整整一个月。哎，我们是爱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并且喜欢把一切事情，甚至是最恶毒可怕的念头向人家和盘托出，我们爱跟别人推心置腹，而且不知为什么，立刻就要求别人对我们马上报以完全的同情，关心我们所焦虑和担心的一切，随声附和我们，毫不违拗我们的性子。不然，我们就要勃然大怒，把整个酒店都掀翻。”这里，接着就讲了讲关于斯涅吉辽夫上尉的故事。“在这个月看见过被告，听见过他说话的人终于感到这里面也许已不仅仅是对于父亲的叫嚷和威吓了，看他那疯狂的样子，威胁也许真会变成事实。”这时检察官描写了修道院里那次家庭聚会，和阿辽沙的谈话，还有被告饭后闯进父亲家里动武的那一幕丑剧。“我不想强言断定，”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被告在演出这幕丑剧之前，就已经周密而有意识地决定把父亲杀死了事。但是这念头已经有好几次横梗在他的心头，他曾经详细地审察过，这我们有事实、证人和他自己的供词为证。说实话，诸位陪审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补充说，“我甚至在今天以前还犹豫不定被告是否确实完全有意识地蓄谋犯了指控他的罪名。我深信他的心里已多次想见未来这个不幸的时刻，但只是想见，只是心里想到了这种可能性，还没有决定实行的日期和在什么情况下实行。然而，我只是在今天以前，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今天向法庭呈出那张决定性的文件之前，才一直犹豫不定。诸位，你们亲耳听见了她的喊声：‘这是计划，这是谋杀的计划！’这就是她对于这位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后来信所下的定义。真的，这封信也确实具有计划和预谋的含义。它是在犯罪前两天写下的，因此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在实行这个可怕的谋划前的两昼夜前，被告曾罚神赌咒地宣称，假使他明天弄不到钱，就要把父亲杀死，抢走他枕头底下的钱，‘装在系着红绸带的信封里’，‘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你们注意：‘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由此可见，一切都已谋划好，一切情况都已考虑到，而且果然，以后也都照所写的实行了！预谋和经过深思熟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谋财，这是坦率宣告，形诸文字，而且签字署名的。被告并没有否认他的签字。有人会说：这是他在醉后写的。但是这一点丝毫不能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却反而更显得重要，因为他在醉后写了清醒时所谋划的一切。清醒时没有谋划，就不会在醉后写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他何必在酒店里把他的计划信口乱说出来呢？一个人如果预谋干这种事，一定会秘而不宣，放在心里的。这话不错，但他叫嚷的时候是还没有计划和预谋好，只有一个愿望摆在那儿，还只是形成了一个意向。以后他就叫嚷得少些了。在写这封信的那个晚上，他在‘京都’酒店里喝得烂醉，一反往常地沉默不言，不打弹子，坐在一旁，不同人说话，只把此地商家的一个伙计从座位上赶了开去，但这几乎是无意识的，出于好吵嘴的习惯，他一进酒店就不可能不吵嘴。不错，在下最后的决心的时候，被告的脑子里应该会产生一个顾虑，就是他在城里预先叫嚷得太多了，在他实行计划以后，很可能会成为他受到揭发和指控的佐证。但是有什么办法？公开宣扬的傻事已经做了，就没法收回，再说，他以前曾靠运气混了过去，现在也可能混过去。诸位，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照命星宿的！我应该承认，他做了许多事情，企图逃避那不幸的时刻，他尽了很大的力量来避免造成流血局面。‘我明天要去向所有的人告借三千卢布，’他曾用他那种别致的言语写道，‘如果借不到钱，只好流血。’这也是在喝醉的时候写的，同样也是在清醒的时候照计施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