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怀疑是怎么来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一开始先从这个问题入手。“首先嚷嚷说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时候。但是从他嚷出第一声，一直到目前法院开审为止，没有提出一件事实来证实他的指控，不但事实，甚至连多少符合人类理性的对某种事实的暗示都提不出。在这以后，支持这项指控的只有三个人：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发作了无可置疑的疯狂和脑炎的时候，才说出这个怀疑来，以前整整两个月内，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赞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试图找理由来辩驳。不过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专门谈它。同时，被告的三弟刚才也自己对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点事实可以证明他认为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想法，这只是从被告自己的话里，‘从他的脸色上’加以判断。是的，这个惊人的证据刚才从他的兄弟嘴里说出了两次。也许，斯维特洛娃的说法甚至更加惊人：‘被告对你们说什么话，你们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谎的人。’这三个跟被告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用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的事实证据，不过如此。但尽管这样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指控却还是广为流传，以前有人赞成，现在也还赞成，可是对这种指控能够相信么？能够想象么？”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认为必须把已故的、“疯病发作时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绍一下。他描绘他是个智力贫乏的人，有一点模糊的知识，但被那些他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哲学思想弄得迷迷糊糊，并且为一些关于责任和义务的现代学说所唬住了，——这学说是他在现实生活里从去世的主人，也许还是他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不规则的生活上学来的，至于理论方面则从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他所作的各种奇怪的哲学谈话里得来。伊凡-费多罗维奇很乐意作这种消遣，——大概是由于烦闷，或者是由于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适当的对象。他自己对我谈到过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精神状态，”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说，“别人也作出同样的证词：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仆人格里戈里，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况的人。此外，斯麦尔佳科夫受着羊癫疯的折磨，‘胆小得象只母鸡’。‘他对我下跪，吻我的脚。’被告自己这样向我们说，那时候他还没有感到他这样声明对于自己多少有点不利。他用他那种特别的话形容说：‘他是一只害羊癫疯的母鸡。’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这样一个人来作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吓得只好答应做他的侦探和送信人。他充任这种埋伏在家里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钞票的事，和怎样闯进主人屋里的暗号，统统都告诉了被告。不过他又怎么能不告诉呢？‘他会杀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会杀死我的。’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说，甚至当那时吓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来惩罚他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还是怕得浑身发抖。‘他随时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满心害怕和战战兢兢的情况下，为了不让他生气，只好连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诉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多么忠实，好让我活下去。’这是他亲口说的话，我记录下来，记住了：‘他有时朝我一吼，我当时就在他面前跪下来了。’显然，作为一位本来天性十分诚实，并因此获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轻人，——主人在他交还失落的钞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诚实来了，——不幸的斯麦尔佳科夫的心里不免感到万分痛苦，懊悔不该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据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的证明，害严重羊癫疯的人总是有不断的，自然是病态的自怨自艾的倾向。他们时常为了在什么人面前，为了什么事情‘犯了错处’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凭空夸大，甚至没来由地给自己想出各种的错处和罪名。而现在这样一个人果真出于害怕，又因为受人家的恐吓，犯了罪，做了错事。此外，他还深深地预感到，从正在他面前出现的情势看来，也真可能会发生什么祸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恰在灾祸发生以前动身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斯麦尔佳科夫哀求他留下来，但是由于他的胆怯的习惯，不敢用坚决明确的方式对他表示自己的全部担心。他只能作一点暗示，但是人家没有了解他的暗示，应该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作他的保护人，似乎是只要他在家，就可以有保障，不会发生灾祸。你们记得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醉后来信里的词句：‘我要杀死老头子，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由此可见，伊凡-费多罗维奇的在家似乎对大家来说都是家里平静无事的保障。现在他走了，斯麦尔佳科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后只一小时，就立即发作了羊癫疯。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斯麦尔佳科夫受到恐惧和某种绝望心情的折磨，在最近几天里特别感到自己有马上发作羊癫疯的可能，因为这病以前也总是在他精神上紧张和震惊的时候发作的。发作的日子和时刻自然无法预测，但是每个羊癫疯病人都有可能预先感到发作的倾向。医学上是这样说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刚坐车离开院子，斯麦尔佳科夫在所谓孤立无援的感觉之下，为家务事下地窖去，一边走下台阶，一边心想：‘我会不会发病？如果现在一发作，可怎么办呢？’就是由于这种情绪，由于疑虑，由于上面这样的问题，喉咙里突然痉挛起来，这是羊癫疯的先兆，接着他就一下子跌到地窖底上，丧失了知觉。而现在有人竟想在这极自然的事情上挖空心思找出一点疑窦，一点迹象，一点暗示来，说他是故意装病！但假如是故意的，那么立刻会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抱着什么打算？出于什么用意？关于医学方面我暂且不讲，人家要说，科学是难以为凭的，科学常有错误，医生不能辨明真实和装假，——好吧，好吧，但是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装假？是为了他预谋杀人，所以偏要用发作羊癫疯来尽早预先引起家里人的注意么？诸位陪审员，你们注意到没有，在发生犯罪的那个夜里，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前后一共有过五个人：第一个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但他总不会自己杀死自己，这是很明显的事；第二个是他的仆人格里戈里，但是他自己就几乎被杀死了；第三个是格里戈里的妻子——女仆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但说她是她主人的凶手简直是可耻的。这样说来，就只剩下两个人——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了。但既然被告竭力说他没有杀，那么不用说，一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再没有其他出路，因为再找不到别的任何人，举不出任何别的凶手来了。显然，对于这个不幸的、昨天自杀的白痴所作的那种‘巧妙’的、惊人的指控，就是这么来的！恰恰就只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检举！只要对于任何别人，对于第六个某人，有一点嫌疑的影子，我相信连被告自己也会认为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是可耻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个人来的，因为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实在是太荒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