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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中年而无用的我读到这句，觉得特别痛快，趴在尘埃里放眼人生，我意难平，却能向谁撒气？也只有杯子、古人、风月这些死物了。辛弃疾真是个绝绝子，谁活在这世上不是壮志缠身却一事无成，偏就他会说“醉里挑灯看剑”，宝剑藏虚匣，壮志不得用，只有等喝醉了，在无人的暗夜里自己把灯点起来，举高，抽出剑看看，只是看看而已，因为并没有用武之地。他经常看剑，也会配合一些其他的动作，比如“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
他生在乱世，他文武双全，他壮怀激烈，然而他只是个一生处处被掣肘的Loser（失败者），让一代代，无数人，与他共情共鸣。 读《稼轩长短句》，长吁短叹悲歌怒吼，赤子浓烈而悲愤的情感风云扑面而来，使我也替他恨极了那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每每想起他先上《美芹十议》，再上《九议》，南归40年却只有梦中一片金戈铁马，真的很想抱抱他——像母亲那样，而非情人。我很心疼他，这个生在沦陷之地的山东汉子，行事做人一派燕赵奇士的侠义之风，不受四书五经的约束，字里行间也不见被中原文化刻意规训的痕迹，可是因为把靖康之耻太放在心上，过了不如意的一生。他几乎不写诗，大约长短句，比严整的律诗更能承载他复杂激荡的情绪吧。 夏承焘读了他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点评道：“肝肠似火，色貌如花”，这八个字恰当极了。我曾送给青春的自己，而辛弃疾，从未老去，一直是这样一个肝肠似火色貌如花的英雄男孩。与乱世狭路相逢，英雄未必能胜，辛弃疾终至消沉，却又到死不甘。我读他的词，喜欢是喜欢，但那份沉甸甸的“放不下”，也确实让人难过。 辛弃疾我想抱抱他，而苏东坡，每每读他，则想跟他喝一杯，浮一大白。不是因为他有才华，虽说诗文书画无不精通，但是我确实没有见过他的画作真迹，书法也有写得比他好的，也不觉得他能胜过屈原李白，他打动我的，是他传世不多的词作，或者说，是词作当中，那种典型的文人气质。尤其是经历了很多世事，读了很多书以后，就不由得和他有了一句一句的会心。“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清高疲惫的人，谁的心底没有这样的感喟呢？ 但是他兜兜转转，几番转折，会把辛弃疾式的不平全部放下，在他的文字里，烟火气欲，人间悲欢，很容易上升为玄思哲理。譬如我们看到“月有阴晴圆缺”，可能也会联想到“人有悲欢离合”，进而发出“此事古难全”的叹息，但是又有几人能想到还可以“千里共婵娟”呢？所以我们以为他通达、超脱，可实际上他并不乐观，只是在看破世事之后，不断地安慰自己，妄求超脱罢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很怪，大约是从陶渊明开始吧，一边“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一边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之前，也曾得意洋洋地入京供奉翰林，几度失意之后，入世之心不减，又踌躇满志写下《永王东巡歌》，直到被流放。他们归隐、遁世、寻仙，最起码在一生中的某些阶段，是灰心丧气地对政治退避三舍。苏轼同样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饱读儒家诗书，有洋洋洒洒的《上皇帝书》传世，也曾参与熙宁变法，还谴责过李白站队错误效忠永王李璘。不同的是，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归隐，遣怀之词的结尾，也总是一派光明与超脱。但是，却让人感觉到更真切的厌世和退避。他在风雨中吟啸徐行，可以说是名士风度，反正已经倒霉透了，后面是雨，前面也是雨，不如就慢慢走着，随它去了。遇到人生中其他的风雨，苏轼也是如此对待，不如意事太多了，就无所谓了，反而潇洒了。 宋人笔记中传说，他写完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就把冠服挂在江边，长啸一声，驾舟而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把听说了此事的当地郡守吓得要死，以为“州失罪人”，到处找他，却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去“江海寄余生”，而是在家里鼾声如雷呼呼大睡。为什么呢？大约因为他此时已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了吧。他的哀伤，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哀伤，是对整个存在，整个社会产生了怀疑和厌倦，既然退无可退，不如原地呆着吧。从前年轻的时候，我过三五年就要辞一回职，但这次在一个单位已经呆了整整八年了，并不是那里特别好，就是觉得你能辞到哪里去呢，在哪里还不是一样要穿衣吃饭。这样一想，我也就模仿着苏轼，在苟且中吟啸徐行了。 进取和归隐，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贯穿了苏轼的人生。这种矛盾，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封建士大夫身上，我们都曾隐隐约约看见过，就像前面说到的陶渊明李白，但是身在太平盛世却忧思满怀，继而质问存在的意义，也只有苏轼了。我猜曹雪芹也是读透了苏轼的，不然哪有《红楼梦》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 也曾想过苏轼的这种厌世从何而来，具体的人生挫折之外，可能也有知识分子独有的敏感与精细。读前后赤壁赋，忍不住再三吟诵“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类的句子，其中深沉的悲哀不言自明。人与人的交往，人对物的占有，都是短暂的，只有在永恒的自然，壮阔的宇宙面前，才会有所领悟，再反观自身，就会充满落差感。苏轼就是十一世纪的海德格尔，他的诗文，就是中国版的《存在与时间》了。精神文明的危机会拨动深沉敏感的思想之弦，“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这样的排遣，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的不得已。但苏轼是运用哲学之思，辞别日常俗务的高人，也擅长三言两语，就让读他诗词的人，从他的厌倦、怀疑中走出来，无法决定存在与否，却可以决定如何存在，决定什么是适合做的或者值得做的。苏轼和海德格尔一样，也不吝于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所以他比辛弃疾，更适合坐在我们对面。 我读现代诗人胡弦的诗，同样很有感触，“如果你忧伤，漫天大雪都是你的。而穷人只要剩下的：几块牛粪，一只在雪中刚降生的羔羊。”所以我想，难过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只是抬头看月亮，而应该去做一点体力活。“穷人并不难过，只是，搬动较大的石头时有点吃力。”这反过来可以解释辛弃疾的不平，苏东坡的忧伤。 有人仰望星空，有人只能脚踏实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