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在庄稼汉后面，用土块打得乌鸦东飞西跑，他沿着沟摘黑莓吃，手里拿根钓竿，却说是在看管火鸡；到了收获季节他就翻晒谷子，在树林里东奔西跑；下雨天他在教堂门廊下的地上画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碰到节日他就求教堂的管事让他敲钟，好把身子吊在粗绳上，绳子来回摆动，他就觉得在随风飞舞。
因此，他长得像一棵硬木树，手臂结实，肤色健美。
十二岁上，他母亲才得到允许，让他开始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是教堂的神甫。不过上课的时间太短，又不固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功课都是忙里偷闲教的，刚刚行过洗礼，又要举行葬礼，中间有点闲暇，就站在圣器室里，匆匆忙忙讲上一课；或者是在晚祷之后，神甫不出门了，又叫人去把学生找来。他们两人上得楼来，走进他的房间，于是各就各位：苍蝇和蛾子也围着蜡烛飞舞。天气一热，孩子就打瞌睡；神甫双手压在肚皮上，昏昏沉沉，不消多久，也就张嘴打起鼾来。有时，神甫给附近的病人行过临终圣礼回家，看见夏尔在田地里顽皮捣乱，就把他喊住，训了他刻把钟，并且利用机会，叫他在树底下背动词变位表。但不是天下雨，就是过路的熟人，把他们的功课打断了。尽管如此，神甫对他一直表示满意，甚至还说：小伙子记性挺好。
夏尔不能就停留在这一步呀。母亲一抓紧，父亲问心有愧，或者是嫌累了，居然不反对就让了步，但还是又拖了一年，等到这个顽童行过第一次圣体瞻礼再说。六个月一晃就过去了；第二年十月底，夏尔总算进了卢昂中学，还是过圣-罗曼节期间，他父亲来赶热闹时，亲自把他带来的。
时过境迁，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他的事了，只知道他脾气好，玩的时候玩，读书的时候读书，在教室里听讲，在寝室里睡觉，在餐厅里就餐。他的家长代理人是手套街一家五金批发店的老板，每个月接他出来一次，总是在星期天铺子关门之后，打发他到码头去逛逛，看看船来船往，然后一到七点，就送他回学校晚餐。每个星期四晚上，他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的是红墨水，还用三块小面团封口；然后他就复习历史课的笔记，或者在自习室里读一本过时的、情节拖带的《希腊游记》，散步的时候，他老是和校工聊天，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乡下来的。
靠了用功，他在班上总是保持中下水平；有一回考博物学，他虽然没有得奖，却受到了表扬。但是，到三年级结束的时候，他的父母要他退学，并且要他学医，说是相信他会出人头地，得到学位的。
他的母亲认识罗伯克河岸一家洗染店，就在四层楼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她把他的膳宿安排停当，弄来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的旧床，另外买了一个生铁小火炉，储存了一堆木柴，准备可怜的孩子过冬取暖之用。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她才回乡下去，临行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一定要会照管自己。
布告栏里的功课表使他头昏脑胀：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不提卫生学和药材学，一个个名词他都搞不清来龙去脉，看起来好像神庙的大门，里面庄严肃穆，一片黑暗。他什么也不懂；听讲也是白搭，一点也没理解。不过他很用功，笔记订了一本又是一本，上课每堂都到，实习一次不缺。他完成繁琐的日常工作，就像蒙住眼睛拉磨的马一样，转来转去也不知道磨的是什么。
为了省得他花钱，他的母亲每个星期都托邮车给他带来一大块叉烧小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就靠着墙顿脚取暖，吃叉烧肉当午餐。然后又是上课，上阶梯教室，上救济院，上完课再穿街过巷，回住所来。晚上，他吃过房东不丰盛的晚餐，又上楼回房间用功。他身上穿的衣服给汗水浸湿了，背靠着烧红了的小火炉，一直冒汽。
到了夏天美好的黄昏时刻，闷热的街头巷尾都空荡荡的，只有女佣人在大门口踢毽子。他打开窗户，凭窗眺望，看见底下的小河流过桥梁栅栏，颜色有黄有紫有蓝，使卢昂这个街区变成了见不得人的小威尼斯。有几个工人蹲在河边洗胳膊。阁楼里伸出去的竿子上，晾着一束一束的棉线。对面屋顶上是一望无际的青天，还有一轮西沉的红日。乡下该多好呵！山毛榉下该多凉爽呵！他张开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可惜只闻到一股热气。他消瘦了，身材变得修长，脸上流露出一种哀怨的表情，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关怀。